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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华尔道夫饭店。在她位于曼哈顿的几个落脚处,她自己的东西并不多,一个放了四百本书的书架,几件仿法国风格的家具,还有一架她七岁时曾用过的白色钢琴。她一直在寻找它的踪迹,终于在1951年西洛杉矶的一次拍卖会上找到了它。她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下了它,并将它安顿在贝弗利山卡顿酒店她那狭小的单人间里。两年后,这架钢琴随她迁入了多荷尼道的三室公寓中。玛丽莲每次搬家都会带上它。1956到1957年间,她又把它搬到了纽约她与阿瑟米勒一起租下的、位于东五十七街31楼的套间内。
当她坐飞机第一次降落在纽约艾德怀德机场时,六十名摄影记者把她团团围住。在大家的口哨声和欢呼声中,玛丽莲不得不在舷梯上摆了四十分钟的姿势。但是当时她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她来纽约要找知性派大导演约瑟夫曼凯维奇。曼凯维奇常说“我是从作家变成导演的,我不是电影艺术家,我拍那几部影片其实是为了不让别人歪曲我编写的作品。”在好莱坞时,他让玛丽莲出演过他初期作品中的一部彗星美人,而玛丽莲此次想要向他证明,四年来她变了很多,并想出演他的音乐喜剧红男绿女。但玛丽莲走下飞机时,曼凯维奇正往反方向的洛杉矶飞去。于是她给他打了个电话“您看,我已经成了大明星了,我将拍摄由比利怀德执导的七年之痒。”谁知曼凯维奇生硬地把她顶了回去。不知是否因为她说了一个对方不喜欢的名字可能主要是因为怀德常在影片中将心理分析骂得一钱不值,还是因为当年怀德签约拍一部名著好莱坞风俗剧日落大道或叫红楼金粉,该片讲的是一个陨落的女明星的遭遇,恰巧曼凯维奇自己也要开拍一部相同题材的影片彗星美人实际上,那年是曼凯维奇获得了奥斯卡最佳故事片奖,但他对怀德抱有一种无法解释的怨恨,他担心这次他对手的喜剧会拍得比他好。
他很生硬地对玛丽莲说“太好莱坞化了,你太好莱坞化了。”他把她说得一文不名“多穿点儿衣服,不要逢人便扭动你的屁股,然后我们再谈。”听到这些话,玛丽莲眼前不禁再次浮现出那些不堪回首的事她刚进好莱坞时拍的那些三级片。
第二天,玛丽莲肯求她以前的情人米尔顿格林来为她拍照。在莱克辛顿大街一间灰暗的摄影室里,他给她拍了一些照片。闪光灯下,她穿了一套芭蕾舞演员的服装,搽了昂贵的唐裴利农牌香水,嘴上抹着猩红的唇膏,脚趾上涂满亮眼的指甲油,坐在一个坏安乐椅上,在非常宽大的黑色幕布前,像一个不再舞蹈的舞蹈演员,显露着悲哀而无辜的神情。
梦露的最后岁13
西四十四大街,纽约演员工作室
1955年5月
洛杉矶毕竟是个电影之城,连那里的心理医生也会被电影公司的热度所感染,被银幕中的影像所吸引。玛丽莲来纽约定居后,和米尔顿格林合作成立了一间独立的制片公司,对她来说,纽约成了她寻求自我存在意义的地方。这是个心理分析之城,她在这里遇到了李斯特拉斯伯格,他要她“释放她的潜意识”,参加心理分析。于是她托格林介绍一位心理医生,他向她推荐了玛格丽特赫尔兹霍南伯格,一位匈牙利裔医生。那是个刻板的胖女人,头上的白发束成很紧的辫子。她是在维也纳、布达佩斯和布拉格学的医,二战前夕定居纽约。她当时已经在替格林治病,于是现在同时为格林和玛丽莲治疗,直到后者1957年2月与他们两人同时断绝关系为止。
除却来自斯特拉斯伯格的嘱咐他认为所有的演员都应该面对自身的潜意识真相,梦露接受心理治疗还因为她有其他方面的疾病,包括孩提时代的精神创伤、无法自我尊重、做任何事都要寻求别人的许可、不能维持友谊和爱情关系、担心被人抛弃等等。
玛丽莲每周五次准时去诊所接受治疗,其中早晨两次,下午三次。每次走出东九十三街的诊所,玛丽莲总要做一个类似驱魔的仪礼一推开朝街的大门,就停住脚步,用手捂着嘴巴,咳嗽到难受为止,然后,再举目眺望大街,好像这样一来就把心理分析带出来的情感排斥到了身体之外。玛丽莲成了心理分析的忠实信徒。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她在心理分析中寻求什么,她回答“我只能说我是完全相信了弗洛伊德的解析。我希望有一天能给大家作个心理医生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奇妙东西的报告。”
从这一年年底开始,霍南伯格除了做心理医生外,还多了一个角色处理她的病人和理发师之间的纠纷、劝阻她们的某些往来、为她的行为出主意。玛丽莲早晨不用去她的心理医生那里时,就到李斯特拉斯伯格的工作室马林工作室去。晚上她则去老师位于西八十六街的家里上小课。作为方法论一书的作者,斯特拉斯伯格想让梦露身上那些被忽视的细节重现出来,包括那些从前被她压抑着的东西。“释放过去那些年被埋藏在心底深处的能量。”这成了他的行话。玛丽莲被这句话里所隐藏的人的未知本能所吸引。李斯特拉斯伯格和玛格丽特霍南伯格决定联合起来,从玛丽莲阴暗消沉的内心挖掘出一种能力,让她能够维持正常的友谊关系和工作关系。按照他们的说法,她念念不忘于取悦他人,这个顽固的念头反而将她孤立了起来,妨碍了她艺术重塑能力的提高。玛丽莲后来说“我有过让我尊敬的老师,也有过一些我欣赏的人,但一直没有碰到我可以与之相似的人。我总觉得自己是个非人,可能我唯一像人的办法就是去模仿别人。正因如此我才想做个演员。”
“我想成为一名艺术家,”她在接受霍南伯格的头两次治疗时说,“我努力地想进入真实,但虚无之窗总会不由自主地向我敞开,我担心自己会发疯,我努力突出真我,但很困难。有时候我想,我所有应该做的,就是去展现真实,但我总是无法顺其自然。我对自己说,我是个造假者、是个跑调的人。从摄像机开始转动到停止的那段时间里,我总是竭尽所能,追求完美。李老师总说要我从自身出发,我回答他说自我什么是自我谁我又不重要。他把我当成谁了玛丽莲梦露”
1956年2月初的一天,玛丽莲拿着米尔顿格林为她拍的一沓照片走进心理医生的家,这组照片后来以黑色镜头为题发表了,拍照时她穿的是黑色内衣、黑色丝袜,眼眸半启,一副醉醺醺的样子,嘴角露出一种悲哀的微笑。这组照片是她替乔舒亚洛根执导的影片公共汽车站试镜的照片。照片的黑色基调让人看了很不舒服,玛丽莲显得委靡不振,对性倍感疲倦,被没来由的失落弄得精疲力竭,任何安慰都无法抚平她的失落感。“你想看看我的照片小样吗”她问霍南伯格。这位胖胖的灰头发女人用惊骇的目光瞥了一眼后无语地将照片递还给她。
8
梦露的最后岁14
纽约,西九十三街
1955年2月
玛丽莲不太懂如何理财,对于要支付前后三位心理医生那么贵的诊疗费一直感到不满,私底下将钱和心理分析混为一谈。霍南伯格开始给她一些财务方面的建议。1956年2月,梦露列了一份遗嘱,将她认为自己拥有的财产的十分之一,也就是两万美元,遗赠给玛格丽特赫尔兹霍南伯格医生。其他受赠者包括李斯特拉斯伯格和夫人葆拉两万五千美元、纽约演员工作室一万美元,以及葛蕾蒂丝培克,让她有足够的住院费度过余生但最高不超过两万五千美元。遗嘱签字后,律师问玛丽莲是否还需要在她的墓志铭上写上点什么,她用戴着手套的手在空中比划着说“金发玛丽莲梦露。”
这种谈话治疗、爱和金钱的联系以后一直继续着。1956年7月,是霍南伯格同游龙戏凤的制片人谈妥了玛丽莲所有影片的表演指导为李斯特拉斯伯格的合同。10月份,霍南伯格又花了玛丽莲的一大笔钱赶往伦敦,在精神上支撑她拍完了这部影片,就像以前支撑她拍完公共汽车站一样。
玛格丽特霍南伯格鼓励玛丽莲买个笔记本,将她随机想到的念头记下来。她没有这样做。她买过两个大理石花纹封面的笔记本,但是没往里面记什么。她从没养成过记笔记的习惯,对于自己所写的字迹、拼写和标点符号也没信心,觉得它们羞于见人。而且笔记本的装帧太过精美,让她感觉非得每天记东西似的。与此相反的是,她经常从词典里抄录一些拼写复杂的词,或是写法简单但意思晦涩的词。在她后来死去的地方,调查者还发现过一些记录了东西的活页纸片,但数量很少。大多数都在警察到来之前失踪了。正因如此,有人认为谋杀一说是有道理的。
已经发现的她写下的最早的笔记是在1955年,也就是她在纽约演员工作室进修的时候
我在工作和生活中的绝望问题。我必须不断地面对它们,以便维持我的正常工作、我的绝望。
演一出戏,就像开一瓶酒。如果用一种办法不能把酒打开,那就应该尝试用别的法子,甚至放弃这瓶酒,换一瓶新的。但是李斯特拉斯伯格不喜欢我这样说。
我如何并且为什么能够演戏我不敢肯定我真能这样做。我想要弄明白的就是这个问题。折磨更不消说日常生活中的繁杂琐事和痛苦是无法向别人解释清楚的。
我怎样才能入睡这个女孩是如何入睡的她在想什么为什么把黎明说成是短暂的片刻其实它是最漫长的。
我到底因为什么而如此害怕我是不是想把自己藏起来以避免一种惩罚是力比多性欲去问h医生吧。
我怎样才能在舞台上自如地说话该焦虑的不应是演员,而应是剧中人。我得相信我内心的相互矛盾的冲动。
梦露的最后岁151
圣莫尼卡,富兰克林大街
1960年8月
在下午的治疗过程中,格林逊对他的女病人说,你对自己的性生活谈得并不多。
“你知道,格林逊大夫,在我看来,我的性生活,或者我的生活本身,都是由一连串虚假的衔接镜头组成的。一个男人进来了,动来动去,抓住我,然后又抛弃了我。下一个镜头,同一个男人或许换了一个第二次进来了,但是他的笑容不同,动作也变了。灯光。刚才那个喝空了的酒杯现在是半满的。我们的目光又相遇了,但是眼神都变了。随着时间的变化,我们给予对方的影像也变了,但是又被抓住了。我们总有第二次相遇,但是我们都会以为是第一次。你不懂我说的吗我也不懂。也许男女之间关系的实质就是如此,我们曾擦肩而过,时隔不久却再度重逢。”
听玛丽莲说久了,格林逊觉得她的问题并不在“性”上面,而是一种对自我形象的混淆。他将一些病人定义为“屏障病人”,特别是那些通过自我保护,对欲望形成屏障的病人。比如说,他们移情出一种饥饿屏障或者一种情感屏障,他们表现出一种身份屏障,对他们来说,能够露面或者被看到,是一种激动人心的或令人害怕的经历,常常是两者兼而有之。“用通常的话来讲,屏障意味着过滤、隐瞒、面具。用心理分析的术语来说,这只是指用一种可以被接受的自我形象来掩盖存在的需要。这些移情出的形象本身并不假,是真实的,但这些形象是被用来保护他们免遭另一种让人无法承受的真相的侵扰的。”他认为,对于玛丽莲来说,“屏障”一词就意味着电影屏幕。这位心理医生也想起了五年前所有的电视台都在播放的一个形象玛丽莲在七年之痒中的剧照。这幅照片足有二十米之高,悬挂在纽约州立剧院的墙上。玛丽莲身上那大朵的白花和被风吹得鼓起来的裙子在影片首映前的十五天里,一直飘浮在百老汇上空。
格林逊原本只通过她所扮演的角色认识她,觉得她所代表的是最无法接近的情欲。他总是在想,作为欲望象征的她自身有没有欲望后来,他在某处看到洛丽塔的作者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写的关于这位明星的一句话“对于这个与欲望象征有关的喜剧演员来说,性只是一出喜剧。”
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格林逊发现那个纽约演员工作室里的用功学生、那个玛丽安娜克里斯的认真的病人,以及那个勤勉阅读与她同时代的文学作品的人,都是玛丽莲给予别人的屏幕形象。这位纽约的见习知识分子想借此抹去她的害怕她怕自己给人的印象还是从内布拉斯加大街走出来的那个蠢姑娘,幻想着做好莱坞星空中的梦幻人物。
第二场治疗,当天晚上。玛丽莲面对她的心理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