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具体的精神创伤性生活事件(如突然*通事故失去亲人)，而是抽象的天地人这一悲剧性的大构架造成了曹丕的忧郁：“漫漫秋长夜，烈烈北风凉。辗转不能寐，披衣起彷徨。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郁郁多悲思，绵绵思故乡……”

    这里所指的故乡不是地理上的坐标概念，是精神故乡。即在倏忽万变的短暂人生中寻找安顿心灵的出路。

    伴随这寻找的过程，便是忧郁。

    曹丕的诗歌创作。都是受寻找的驱动。

    欣赏中国古诗，要有淡淡忧郁心境。

    18岁以前的我，因为内心没有苦闷和忧郁，对诗是无动于衷。1957年“反右”后，加上初恋失败，内心有了忧郁和苦闷，才同古诗发生了共鸣。奇怪的是，我还体验到了一种难以言表的忧郁的美，并波及了我看建筑、音乐、绘画、自然科学和哲学等广大领域：“万里通秋雁，千峰共夕阳。”

    三、大画家的忧郁和创造力

    在东西方没有一个大画家不是大忧郁的。

    大忧郁，大天才；小忧郁，小天才；不忧郁，不天才。

    正因为忧郁，他才去发泄，创作。

    五代杨凝式的书法为苏轼推崇，被苏轼称为是“书之豪杰”。

    因为他生在乱世，看不到出路而悲观、绝望、忧郁，于是便将所有的能量向艺术这个口子一股脑儿地释放、发泄。否则便有可能疯——重性忧郁症发作，最后走向自杀。

    所以书法艺术创作于他是生与死的必要性，而不是什么事业、成就。这必要性正是人生使命感。它有强迫性症状。

    北宋大画家郭熙又是一例。在《画论》中，他说，他画画是为了排解志意的“抑郁沉滞”，使胸中宽快、悦适。于是他把人之啼笑情状和大自然的山山水水都“布列于心中”。

    布列是为了驱散抑郁或忧郁(depression or melancholy)。

    对于天才，抑郁或忧郁多半是与生俱来的。

    他不是遭受到创伤性事件后(如“9·11”或中年丧妻等)才开始忧郁的。

    他通过他的极度敏感的心灵，很早就预感到了宇宙时空大结构仿佛就是一座大牢房，自己被判了无期徒刑，要把牢底坐穿。于是，大孤独感、大忧郁感和大苦闷感便在心中油然而生。

    往后，他的一生便是通过巨大、旺盛的创造力去冲决监牢的厚墙。他一生的创作在本质上是越狱逃跑，所以悲壮、悲愤得很。

    精神病院内的忧郁症患者的精神状态是被动的。他既没有冲决监牢厚墙的意识和念头更没有这方面的胆识和天赋。

    大画家、大音乐家和大诗人……的每次创作都是一次悲壮的冲决或越狱行为。

    每次都被抓了回来，再加上一副手铐脚链。之后，又一次作出更大的冲决和越狱。他明知不会最后成功，逃不出去(这是人的命中注定)，但并不绝望。按他的理解，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恰恰在于冲决和越狱逃跑过程本身。

    越狱使人振奋、激昂、斗志昂扬。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别的事情比越狱逃跑更富有刺激性的吗?

    天才的格言是：我越狱，故我在。疯子的格言是：我绝望，我想死。

    这就是差异。一次次越狱逃跑成了天才的强迫性症状，并转化成了一种最高形式。即人生崇高的使命感。

    所以说，天才的忧郁是积极向上的，健康的，搏斗的，格斗的，富有创造力的。

    这样的大忧郁对他人是个鼓舞，是个感召。

    赵松雪(1254—1322)作为一位大画家，他的一生创作，正是一次次地越狱，向监牢厚厚的花岗石墙发起勇猛冲决。于是他成了元代“四大家”之首。

    当宋亡的时候，赵松雪还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由于他有王孙的身份，他同绘画的关系便属于生与死的必要性了。这点同后来的八大山人颇为相似。

    他的深沉忧郁是创伤性生活事件之后出现的。后来便贯穿了他一生的创作生涯。也许，在他的大脑和dna里原就深藏着固有的忧郁元素，只是外界的刺激激活、煽动了潜在的忧郁，并提升了原先忧郁的级别，加强了他的忧郁创造力和喷发的力度，方向始终是健康的、向上的，搏斗的。

    他毕生的志愿只能是入山归隐：“平生山林意，独往乃所欣。”在《岳王墓》这首诗中，他说：“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其实这是他本人内心的悲哀、伤感、抑郁或忧郁的流露。

    正是他的深层、高级忧郁玉成了他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这是疯子的忧郁办不到的!尽管两种忧郁有关联，但又相去甚远。

    也许，在我们这些正常、普通人的脑内有忧郁的情绪，天才画家的作品才能引起我们的共鸣：小忧郁同大忧郁发生共振，大忧郁拔高、引导、升华小忧郁。

    四、大科学家的大忧郁和大创造力

    这两者有很深很微妙的因果关联：

    因为忧郁，所以去创造，发泄，自我拯救。对于所有的天才，创作有通经活血或活血化瘀的效果，避免了脑组织发生病变、崩溃。

    忧郁出科学家。大忧郁，出大科学家，出诺贝尔奖获得者。

    中国本土为什么出不了诺贝尔奖得主?

    在本书一开头的思考碎片中，我便提出过这个问题。

    原因是多层面的。其中一个是：

    我们理工科学生的内心深处欠缺一种大苦闷、大悲愤和大忧郁。

    说这话可不是耸人听闻，哗众取宠。这里所指的忧郁、悲愤和苦闷不属于社会学而属于哲学的层面，它们一旦同好奇心和对天地神秘结构的敬畏感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合力，那就有可能作出重大的、根本性的发现。

    其实爱因斯坦这个人从他早年起在骨子里就是一个直面人生世界结构而大忧郁、大苦闷和大悲愤者。在前面的有关章节中，我曾提到过，爱因斯坦把自己比作是一个“孤独的旅客”。这里的“孤独”是大孤独，哲学性质的孤独。永远也根除不掉。

    大孤独必有“三大”相伴随：大苦闷、大悲愤和大忧郁。于是就组成了“四大”。这是天才的“四大”，不是病理性的。

    爱因斯坦从少年时代起就强烈地感觉到人生世界的元(原)结构是很荒诞，令人苦闷、忧郁和压抑的：“我们这些总有一死的人的命运是多么奇特呀!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只作一个短暂的逗留；目的何在，却无所知；尽管有时自以为对此若有所感。”

    这是1930年爱因斯坦的自白。当时他已经是世界级的伟人了。但他依旧有大忧郁萦绕于脑而不能释怀。因为5l岁的他并不十分清楚生命的目的：人为什么要匆匆来，然后又匆匆去?这个问题是没有最后答案的，因为人生或生命原本就没有任何意义，但人又必须去找出一个自以为是的意义或活着的理由。

    爱因斯坦不喜欢尼采，只推崇叔本华。早年，在他扬名世界的前夜或十年寒窗的日子，青年爱因斯坦在自己的斗室墙壁上就挂了牛顿、麦克斯韦、法拉第和叔本华等人的画像图片，以示仰慕。他喜欢叔本华的这句名言：“人虽然能够做他所想做的，却不能要他所想要的。”

    他承认：“这句话从我的青年时代起，就对我是一个真正的启示；在我自己和别人生活面临困难的时候，它总是使我们得到安慰，并且永远是宽容的源泉。”</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