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想举个例子。

    埃伦菲斯特(p.ehre，1880—1933)，荷兰莱顿大学物理学教授，伟大的洛伦兹退休后，建议他为继任者。1911年，他和爱因斯坦相识。按理，他是一位很有前途的物理学教授。但是他患上了忧郁症——病态的，不是积极向上、推进创造的、健康的忧郁症。最后他厌世、自杀了!为此，爱因斯坦写了一篇悼念文章。

    死因是：他对别人和世界太挑剔，而自己的创造力又有限。正如爱因斯坦所指出的：“他的批判才能超过了他的建设才能，这件事使他经常痛苦。”

    于是他仇恨自己，仇恨造物主——这正是忧郁症的本质：人仇视自己。同自己过不去，所以带有哲学的性质，不是社会学的性质。

    欲望和满足欲望的可能性之间永远有段差距——这是哲学性质的差距。正是它造成了埃伦菲斯特的严重忧郁症。他的悲剧性特征是f据爱因斯坦说1：“病态的缺乏自信。”

    爱因斯坦了解他。在悼念文章中他说：“直到他逝世，我们始终保持着亲密的友谊。”

    病态的缺乏自信是忧郁症的临床表现之一，即无价值感，对自我作出过低的评价。

    我之所以说埃伦菲斯特过低自我评价是病态的，因为它不符合实际。对于他，正常、健康的出路有以下两条：

    1.发愤，努力从事物理学研究，争取有更大成就；

    2.教好书，培养出大批一流学生，享受造物主分配给自己的一份生命乐趣。

    按埃伦菲斯特的病态逻辑和忧郁，是不是没有拿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和文学家都该去自杀呢?

    俄国作家契诃夫对自我的评价是健康的：

    有大狗也有小狗。不冈为有大狗的存在，小狗就不敢叫。大大小小的狗都按照上帝给予自己的嗓子尽性尽情地去叫好了。

    埃伦菲斯特如果读到这段话，他也许就不会自杀。

    正常人的正常忧郁是可以理解的。比如a没有考上大学，悲伤、沮丧了一年，后来考上了技校，当上了一名电工，月薪两千五，正在谈恋爱，也得到了生命的一份快乐。

    病理性质的、精神病性质的忧郁症是消极的，无所作为的，对己对社会都不利，自己也非常不幸，尤其是重性抑郁障碍。患者错误地夸大了忧郁，即把人生世界忧郁化，戴上了一副忧郁的黑色眼镜去看过去、现在和将来：

    由于我，才把事情弄砸了(过度贬低自己)；每件事都糟透了。万事不顺心，不如意：以后的事也必然会糟透。

    患者用忧郁的标签往人生世界每一件事上去贴，去武断地加以歪曲，还不是病态吗?

    精神病医生在忧郁(抑郁)和轻重程度区分上有个量表(只能是定性，不能成为定量1。比如一般分4级：

    1.我不感到痛苦：

    2.我感到痛苦：

    3.我总是感到痛苦，且不能自拔；

    4.我非常痛苦，以至到了不能忍受的程度。

    1.我不对自己感到失望：

    2.我对自己感到失望；

    3.我厌恶自己：

    4.我憎恨自己(厌恶、憎恨、仇视自己，本身就是一种很深层的哲学现象)。

    1.我先前感兴趣的事物，今天照样感兴趣，而且是与日俱增；

    2.我对先前感兴趣的事物，不再感兴趣；

    3.我对许多事物都丧失了兴趣，一切都索然无味；

    4.我厌倦人生世界的一切事物。

    如此等等。

    天才的忧郁位于正常(健康)和反常、失常(病理)之间。

    天才能把忧郁这团巨大的心理能量转化成创造力，变成科学、艺术和哲学创造。忧郁本身到了天才那里也成了审美对象。

    作为“天才创造力与忧郁”这个命题，我想用以下几个小节来论述、展开。

    二、忧郁和诗歌创作

    通读中国文学史，得出一个印象：亡国之君，多有才艺。

    为什么?因为他们遭受到创伤性事件(traumatibsp;event)，内心沮丧、悲伤、悲哀、忧郁，只好“以歌代哭”，借诗歌、音乐和绘画创作将郁积在心的有害能量发泄出来，否则便有可能成为重度忧郁症患者，精神崩溃，自杀风险较高。

    亡国之君把忧郁转化成了创造力，也救了自己一命——当然，这种忧郁属于政治社会学性质。因为如果不发生家破人亡的恶性生活事件，他们就不会遭到忧郁的袭击，也就不会有他们的诗歌创作。

    所以我说，大忧郁出诗人、出画家、出作曲家，甚至出天文学家、地质学家和数学家。当然忧郁也营养了哲学家。哲学教授没有得到大忧郁的营养，所以才没有成为哲学家。在哲学教授和哲学家之间并不能画等号，恰如中文系教授并不等于作家。

    忧郁是条金丝线，它可以把如珠如玉似的、散落满地的千古绝唱一一串起，整理收拾。

    如果把忧郁这种情绪或心境驱赶掉，那么，中国诗歌还能剩下什么?那可能就是一个骨瘦如柴的乞丐形象。

    在精神病患者那里，忧郁成了一种严重的疾病，成了不幸和灾难(大脑前额叶皮层在疾病反复发作的神经生物学中可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天才这里，忧郁情绪成了审美对象。不仅自己，而且千百万人都能欣赏到他所创造的“忧郁的美”或“甜美的忧郁”(the beauty of melancholy or the sweet melancholv)。

    这两者的差异是惊人的巨大。又涉及脑现象，是绝密中的绝密。不揭开盖子也是件好事。一个处处一目了然、一眼见底的世界是一个没有魅力的世界，不值得一过。

    在魏文帝曹丕(187—226)身上，忧郁是恰到好处，不轻不重，很到位，是介乎于常态与失常之间。

    他做到了孔子所说的“哀而不伤”。

    首先，他把忧郁这团心理能量转化成了千古绝唱，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所以它是积极的、向上的，富有创造性。

    在忧郁袭来时，曹丕是主动的。精神病患者则是被动的。天才是驾驭忧郁，疯子是被忧郁驾驭，被重度忧郁症牵着鼻子走，所以人的整个形象遭到扭曲，成了病态，动弹不得，一事无成(像悲观厌世的埃伦菲斯特)。

    天才驾驭、控制忧郁，就像一位老农驾驭耕牛，叫牲口帮他在地里干活，有时也推磨。

    “人生如寄多忧何为?”

    这是曹丕的名句。只有八个汉字，说明他能从忧郁编织的大网中挣脱出来。这就是旷达。

    人生几十年，都是暂时寄存在天地间，不必过度地忧伤、悲哀吧!这是自我解脱，退一步，不像精神病患者，戴着忧郁的墨镜去看人生世界的一切。

    曹丕的忧郁是典型的哲学性质的忧郁。级别最高，深刻得很。因为是天地人这一基本生存框架引发出了他的根本忧郁(the basibsp;melancholy)。</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