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强迫性穷思竭虑”纯粹是个正宗的精神病学术语和概念，我在它的前面却有意加了“健康的”这个形容词，乍一看好像很矛盾，水火不相容，牛头不对马嘴，其实自有我的道理。

    “健康的强迫性穷思竭虑”正好说中了天才的创造力和他的创造心理特性，或他的精神病构造特点。

    这样的用法是可以的，而且说在节骨眼上。

    若说“健康的肝癌”或“健康的艾滋病”则万万不可。

    三、亚当·斯密(1723—1790)的健康穷思竭虑

    用常人、普通人的眼光去看天才，他身上或多或少总有些疯疯癫癫、古里古怪的东西。他的思想和行为(包括一些习惯)是偏离正常的。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18世纪英国伟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是一个。他素以行为、举止奇特而闻名于世。小时候他就有发呆出神的习惯。等他长大后，他常常因专心思考而心不在焉。

    有人见过他独自一人一边自言自语，一边逍遥自在、自我陶醉或自得其乐的神情。由于他习惯专心致志地沉思问题，沏茶时会把黄油面包放进壶里，然后抱怨茶的味道太差。

    在任海关专员时，他签署一份正式文件，不是写上自己的名字，而是仔细模仿旁边同事的签名。带着访问者参观鞣草厂，因为仔细解释他的劳动分工优势理论，他会掉进鞣草坑里。有人甚至看到，他穿着睡衣散步15英里后才归来。因为散步的悠缓节奏有助于他的精心苦思，那是灵感进发、有鬼神相助的幸福时刻。借用精神病学术语来描述亚当·斯密的精神状态，就叫“强迫症穷思竭虑”，但性质是健康的。

    他不是精神病患者。只是偏离正常——天才正是偏离正常。不偏离正常者就不是天才。偏离得越大，才气也越大。但方向是向右端，取正值，而不是负值。取负值是疯子。

    天才就是大脑结构和功能远远偏离正常的一种脑现象，包括脑的化学解剖学。

    在我看来，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正是他的健康穷思竭虑的产物。下面我把这个问题说得详细些：斯密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学家。今天意义上的经济学家离18世纪古典经济学家很远了。

    我认为这不是进步，而是退步。

    斯密是经济学的哲学家或进行哲学思考的经济学家——正是这一点，把他同今天许多经济学家(包括不少诺贝尔奖获得者)区分了开来。

    他的“健康的穷思竭虑”最集中地表现在他从上帝的旨意出发，经过经济学这个中间环节，最后又回到为人类祝福的上帝。于是便有了这条链：

    上帝→经济学→上帝

    这是一个好的、仁慈的和充满爱心的上帝，是为人类幸福着想、为人类谋福的上帝。

    斯密的经济学(或者说是经济哲学体系)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上帝。

    追问到上帝的面前，是健康强迫性穷思竭虑的极致，是健康思路的最高表现，也是智慧的最后归宿和最后一个句号——这正是“绝对”。上帝面前还不是绝对?

    这种心境或境界类似于人间虔诚的宗教信仰。我想起杨振宁的体验：“一个科学家做研究工作的时候，当他发现有一些非常之奇妙的自然现象，当他发现，有许多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美丽的自然结构，应该描述的方法是，他会有一种触及灵魂的震动。因为当他认识到，自然结构有这么多的不可思议的奥妙，这时候的感觉，我想是和最真诚的宗教信仰很接近的。所以你问：相信不相信在不可知的宇宙中有造物主在创造一切?这个问题，我想我很难正面回答是或不是。我只能说，当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自然界一些美妙的不可思议的结构后，不管我们是正面还是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都确实有你所问的这个问题存在……我想，这也是一个永远不能有最后回答的问题。”

    这也是一切健康的、有创造力的“穷思竭虑”的最后结局：根本的惆怅根本的茫然。

    这样的造物主也是爱因斯坦和普朗克心目中的造物主或“宇宙宗教感”。这样的造物主与人间事务(善恶)无关，不会为人类祝福，所以同亚当·斯密的上帝有所区别。斯密的宗教是世俗的道德宗教，爱因斯坦等大科学家的宗教是宇宙宗教感(the co*ibsp;religious feelings)。

    科学、艺术和哲学创造活动的本质都在“向上帝走去”。

    今天的经济学家大多是就事论事，既不把上帝作为出发点，也不把上帝看成是终极的最高目标，所以他们的“穷思竭虑”便缺少一种神性，也少有崇高性和*性。我不喜欢。

    这恰恰是作为一位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的亚当·斯密的优点和过人之处。他的经济哲学体系自始至终有上帝一以贯之，所以有种英雄、壮丽和人文主义的气象，有一种“以宇宙万物为友、人间哀乐为怀”的仁慈和博爱。这样，他才拥有这种气魄、心胸和胆识：

    人不敢道，我则道之；人不肯为，我则为之。

    在本质上，斯密是一位道德哲学家。他的体系包括四部分：自然神学、伦理学(道德情操论)、法学、政治经济学。

    就是说，他的经济同神学、伦理学和法学的关系非常密切。今天的经济学同神学一刀两断，我看不是进步，而是退步。也许，当今世界危机重重，全球生态平衡遭破坏，根源就在于：在我们的经济学中，上帝已经死了!试问，在今天的经济学论著中，你能看见上帝的身影吗?

    为醒目起见我想就上述三层关系分下面三段来论述：

    第一，经济学和神学。

    斯密确信，宇宙是上帝设计、创造的(我赞成这个假设或信仰。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工作起来就会名正言顺，穷思竭虑也会得到一条健康的逻辑轨道，有个最后的终极归宿)。

    不过斯密所说的上帝不是基督教那个为“来世”祝福的上帝，而是为“现世”的人类祝福的上帝(我更为这个上帝叫好)。

    斯密进一步的逻辑推理是：

    构成现世人类幸福的基础应是富裕的物质生活。所以只有增进国家财富才符合上帝的旨意。

    看来，神学是斯密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这很好，这基础是牢不可破的)。

    在斯密那个时代，英国知识分子普遍受到牛顿自然哲学的影响，即把世界看成是一架庞大而复杂的机器。各个零件和谐地组装在一起彼此协调、运作。令凝视它的人陶醉而崇拜。

    在西方思想史上，牛顿是健康穷思竭虑的伟大典范。其要害是从结果去追溯原因，再去追溯原因的原因，一直跟踪追溯到上帝的尊前，即“the first cause”(第一原因)。

    牛顿有句名言：

    “从事物的表象来论说上帝，无疑是自然哲学分内的事。只有在科学工作中，揭示和发现上帝对万物最聪明和最巧妙的安排，以及最终的原因，才会对上帝有所认识。”

    这里所说的最终原因，即“第一原因”，也就是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即“太原因”，“原原因”，“世界万事万物的原因的原因”。

    牛顿的伟大，就在于他的健全的穷思竭虑，用观察、实验和通过数学语言，建立普遍的自然法则，导出事物的原因和结果。

    这一思路也深深影响了斯密。

    在“关于天文学史的论文”中，斯密说，牛顿体系是人类曾经做出的最伟大发现。他推崇牛顿的有关世界是一架和谐而有秩序的机器的思想，并把它运用到社会和经济关系。

    这从斯密的代表作《国富论》可以看出来。该经典的全名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青年时代的我，深深被这个书名所打动，仿佛被暴风雨中的雷电所击中。我特别注意到对财富原因的探求。

    斯密的这一穷思竭虑的对象是追问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多么了不起的想法啊，难怪他那样专心致志而走神，错把黄油和面包往茶壶里倒，还抱怨茶水变了质。</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