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讲，这时已经到了一个紧要关头：要么服从命令，违心地去进攻红军；要么任人宰割，即刻离陕！

    形势紧迫，一发千钧，张、杨两将军不得不背水一战了！

    这原因是明摆着的，因为蒋介石说来说去无非还是要贯彻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那套方针，而这些张学良和杨虎城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内战，他们无论如何是不愿再打了；从陕西调离，有的还要调到边远的地区去，这对他们来说，同样也是很不利的，因为这样誓必要远离红军，不但联共抗日，前功尽弃，而且还会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事情很清楚，蒋介石把他们分别调出去，实际是一种分而治之的策略。拿东北军来说，到那时非但无法打回老家去，还有被消灭掉的危险。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蔡廷锴和李济深等发动的“福建事变”，不就是因为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并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最后在蒋介石的分化和优势兵力进攻下失败的吗？怎能再蹈十九路军的覆辙？这也就是说，张、杨二将军和蒋介石在政治方针上的冲突已经十分尖锐，“由于彼此都不放弃看法，已发展到必须得出结果”的地步。张学良曾经考虑过辞职，但鉴于前几年被迫下野的痛苦经历，加之国仇家恨未报，他觉得这样做有负众望，自己也是问心有愧的，所以他打消了这个念头。特别是，一想到几年来颠簸坎坷的境遇，几十万东北军，背井离乡，置身西北，还有千千万万的父老姐妹陷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他的心就碎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他怎不忧愤交加，遗恨难消呢？

    但他想得更多的还是眼前，比如如何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如何才能使一意孤行的蒋介石悔悟的问题，劝谏，已经失败了，罢免他，在当时的国民党内还未形成这样的条件，那究竟应该怎么办？特别是在他得知蒋介石将要亲自来陕督战的消息后，他也进一步提高了警觉，并常同杨虎城在一起交谈。天长日久，彼此消除了疑虑，谈话也比较随便了。有一次张学良先谈到他对蒋氏的反共政策的不满，表示决不再参与内战，并就联共抗日以及蒋到西安后可能产生的麻烦，征求杨虎城的意见。

    “你真的不顾一切，决定要坚决抗日吗？”杨虎城对张学良的决心似乎多少还有点疑问。

    “真的，这次我是再不能当那个‘不抵抗将军’了，知耻而后勇嘛！”张学良果决地说。

    “这就好，这就好啊！”杨虎城极表赞赏。但他随即又调转话锋，说：“其实，丢掉东北是委员长下的命令，这个‘不抵抗将军’的帽子，我看戴在他头上才不大不小正合适呢！”

    “唉，怎么不是呢！张学良心情沉重地说：“也怪我那时年轻幼稚，听了他的话，才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但我觉得，问题的严重性是，直到现在他还不回头，还热衷于反共、打内战，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爱国人民都责备我们，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才好呢？虎城兄，你年纪比我大，经验也比我丰富，我们今后应当怎么办，你还得多加指点啊！”

    “啊，不敢当，不敢当。不过，关于我们今后的斗争方略，我倒是想过一下，只是，这……”杨虎城欲言又止，也许是还有些顾虑吧，但他看到的是张学良那热诚、期待的目光，所以他略加思考，还是大胆地讲了出来：“我的想法是等委员长来西安后，我们先耐心劝说，还是尽量用‘寇深国危，大敌当前，一致抗日，枪口对外’的精神去感化他，说服他，促其醒悟，此乃上策。如果他还是不听，顽固到底，我们可以来它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你看如何？”

    “啊，这……”张学良乍听到杨虎城提出的这个十分尖锐的问题，不免有些惊讶，这来得太突然了。

    “怎么？你不赞成？”

    “不，我考虑一下。”张学良看到杨虎城面现疑虑之色，似有些不悦，忙安慰他说：“不过，请放心，我不是那种出卖朋友的人，我们的谈话是不会外传的。这你相信吗？”

    杨虎城默默地点点头。

    短暂的沉默。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过了一会，张学良终于颇有同感地说，“你的意思是，我们尽量相劝，万不得已时，也不排除将用非常行动使他脱离南京亲日派的包围，听听我们的救国主张，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杨虎城连声说：“是啊，是啊，看看，这不是咱俩都想到一块去了吗？你刚才说要考虑，我还以为你不同意呢？”“哪里，哪里，”张学良说，“前些时在洛阳，我还劝过他，让他‘俯纳民情’，别学袁世凯，结果被他骂了一顿。蒋为人刚愎，不大能听得进不同的意见，看来我们被逼上梁山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虎城兄，我们肩上的担子可真不轻啊！”

    “是啊，看来较量是不可避免的。”杨虎城冷静地说。但他看到两人的观点终于比较接近了，又甚感欣慰，所以言谈中显得决心很大：“这当然并非上策，我们也并不希望发生那样的事，只是这年头，脑子太简单了，要吃亏的，我们不得不防着点。但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有一点你放心，我听你的，副司令你怎么领导就怎么办，我是跟着副司令一路走的！”

    “好，咱们一言为定，且看他们如何动作吧！”

    张学良与杨虎城紧紧地握手，他们的心贴得更紧了。……6

    我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即张、杨兵谏，决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但张、杨长期受到蒋介石的排斥，彼此早有矛盾，在西安事变前的一段时间，又对他们相煎甚急，所以都有反蒋之意，只不过没有说破，直到张学良最后一次从洛阳回来，他们才终于相互交心，道破了天机。但究竟何时举事，怎么行动，却又心中没底。12月7日，张、蒋之间的激烈争论和蒋介石的顽固不化的态度，使他们终于认识到，对蒋介石不能再存在什么幻想了，举行“兵谏”已是势在必行，不能再犹豫了。但他们经过密商，认为事关重大，需要进一步摸一摸西安各界、特别是上层人物的动向，以便一旦举事，也好区别对待，并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争取的人，壮大联合抗日的力量。所以，12月8日，杨虎城曾特地走访了国民党在陕西的党政要人，如邵力子等。在他与邵力子谈话时，邵力子不知是有意呢，还是无意，他竟出人意料谈到自己的忧虑。杨问忧虑什么？邵说：“我不是忧虑别的，而是忧虑可能演出日本的‘二二六事件’啊！”所谓“二二六事件”，是指日本的一些法西斯分子的叛乱。1936年2月26日，日本一些最富有侵略性和冒险性的军事法西斯分子，由于不满当时执政的保守派的政策，企图取消议会政治，建立独裁政府，以便更疯狂地推行侵略政策，在东京发动了叛乱。他们袭击许多内阁大臣，刺杀了藏相和教育总监。结果，暴乱虽被镇压，但从此政府中军部势力进一步加强，法西斯势力也更加猖獗了。邵力子的这个比喻显然是不恰当的，当时在中国也没有这样的事件发生。至于以后爆发的西安事变，那恰恰相反，它不但不是什么叛乱，不是法西斯主义，而正是反对蒋介石的误国政策，是反对蒋介石镇压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法西斯主义的，怎能与日本的“二二六事件”相提并论？不过，杨虎城闻听此事，还是不禁一惊，连手里正夹着的纸烟也掉在了地上，他还以为是他们准备进行兵谏的事已经泄漏了呢。实际这只是他的猜测，因为东北军的下级官兵要求抗日，对国民党当局早有不满情绪，搞一个反法西斯的“二二六事件”也不是不可能的。至于张学良、杨虎城将要进行的惊天动地的事业，他们的兵谏计划，邵实际并不知道。可是常言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杨虎城的误解和虚惊虽然很快就打消了，但由此事他和张学良也深感责任重大，形势紧迫，事不宜迟，若不当机立断，一旦事泄，让蒋介石听到一点风声，就会功败垂成，悔之莫及。

    这难道不是他们面临的严峻的现实吗？

    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

    “这是在太岁头上动土，是性命交关的事，务必慎重！”仿佛有人在劝阻了。

    但张杨二将军举事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是的，是有点狂妄，胆大包天，但却并非不自量力。他们信心百倍，生死置之度外，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仗义执言，扶正祛邪，哪会没有一点风险呢？但真正的勇士，必将披荆斩棘，奋然前行！

    山雨欲来风满楼。

    一场石破惊天的豪迈壮举，在所难免！

    逼蒋抗日，当在其时，蒋氏何去何从，人们将拭目以待！

    --------

    12　吴一凡：《委托莫德惠见蒋经过》，载《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

    3　卢广绩：《西安事变亲历记》，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4　孙铭九：《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做的几件事》，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5　米暂沉：《杨虎城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出版。

    6　此处参考了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质学院中国共产党党史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合编的《西安事变资料选辑》中的有关资料。

    张学良传--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在蒋介石到达西安的第五天，即12月9日，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抗日救亡的号召和红军长征胜利的鼓舞下，北平学生数千人举行了大规模的抗日救亡示威游行，示威学生愤怒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国民党政府不仅不同情，不支持，反而竟派军警镇压。这一暴行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北平学生的抗日爱国行动，获得了全国人民的热情支持和声援，掀起了更加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使之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嘲的起点。在这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里，西安广大的爱国青年学生怎么还能安安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去读书呢？他们关心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对于日寇的侵略，他们不能坐视，而要进行坚决的斗争。因此，对于“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他们准备隆重纪念，并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对于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张学良、杨虎城以及省主席邵力子都表示支持，但鉴于当时西安的形势和蒋介石对学生运动一贯的敌视态度，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做学生们的思想工作，想劝说学生纪念活动从简，不搞游行示威，只开纪念会，规模也宜小不宜大。但学生们不听，不仅要游行示威，还准备到临潼蒋的行辕去请愿，要求政府顾及民族的生死存亡，坚决抗日，停止内战。

    那时，无论他们怎样说怎样劝，都不起作用，正所谓：一腔热血似火烧，健儿救亡志气高。或谓：初生之犊不畏虎。他们不怕蒋介石恐吓，仍然决定按原定计划隆重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届时举行有数万人参加的请愿和示威游行。

    学生要游行的事，蒋介石在事前已经得到报告，他命令西安的军、警、宪、特加强戒备，严密防范，不准学生游行，更不准接近临潼，否则，格杀勿论！

    但西安的爱国青年学生不怕压，不信邪，他们组织得很好的纪念活动和游行，仍然按预定计划进行了。

    令人担心的事终于发生。原来，蒋介石闻讯，大发雷霆，下令鸣枪警告，以驱散游行的群众，更不准学生走出城门一步。

    在蒋介石的督促下，当局出动了大批军警、马队，企图把学生挡往。但学生们既然已经上了大街，还怎能后退，所以出现了推搡、撕打，军警鸣枪警告，于混乱中，竟存小学一名学生被流弹打伤。消息传出，群情更为激愤，他们出于爱国和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不满，仍然不顾天冷、路远和危险，冒着凛冽的寒风，继续前往临潼请愿。

    在随后一段时间内，游行队伍无人阻挡，行进也还顺利，但如果认为蒋介石已经改变主意，或者会大发慈悲，那就错了。蒋介石已布置自己的卫队，在通往临潼的路上架起了机枪，学生们如再前行，就准备进行大屠杀。所以，别看表面平静，实际这是对方窥测方向的间隙，是疯狂杀戮前的沉寂，稍不留意，问题就严重了。

    张学良为避免学生无谓的牺牲，急驱车追赶过来，诚恳劝阻学生不要去临潼请愿。学生们悲愤陈词，欲罢不能，万众痛哭，场面动人心弦。张学良也不禁流下眼泪，并向群众倾吐了自己的肺腑之言，表示坚决支持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他是一定要抗日的，并在一星期内用事实作出回答。学生们这才列队回城。对于这悲壮豪迈、激动人心的一幕，亲身参加过这场斗争的李木庵曾作过详细的记述，他回忆说：

    ……大队行至十里铺，临潼蒋介石行营已得到消息。

    蒋派侍从室组长乘汽车赶来阻止，请蒋明天进城来答复。

    你们不要前往临潼，如果不听，到前面发生了事，我们不能负责。其实，在十里铺，蒋介石已布置军队，马队已排满街上，高地架设机关枪，在前面的学生交通队，已被扣留，形势至为紧张。正在相持的时候，张学良乘汽车赶至，要求与群众说话。群众停止途中。张说：“各位同胞，各位同学，你们的救国热忱，我是非常钦佩的，但是今天时间已不早，路程尚远，而临潼又无餐宿之地，太辛苦了，不如请大家转行回去，把你们的请愿书交给我，由我代你们转向蒋委员长陈述，比你们自己去还要快些。”群众说：“蒋委员长是全国党政军权最高统揽者，必须他亲自答复我们的请愿，方能相信。临潼虽无大队餐宿的地方，我们宁愿不吃饭，宁愿集体露立达旦。救国之事，还怕辛苦吗！”不同意张的提议。张见群众意志已决，难以挽回，又对群众说：“你们的救国志愿，我并不来阻挠，只是政府不满学生干预国事，你们此去必触动最高主权者之怒，我为爱护你们，不忍见你们去流血牺牲。”站在前列的东北大学生及女学生，听到要流血牺牲的话，首由东北大学生高呼：“我们愿意为救国而流血，愿意为救国而牺牲，死在救国路上是光荣的！”放声大哭。

    女学生相继号哭，由队头至队尾，万余人都哭起来了，群众连哭带喊着：“我们不愿做亡国奴，我们愿为国而死，我们前进吧！”一时哭声喊声震动山岳，道旁停观的行人，都一起流泪。张学良随从的马弁也在拭泪。这时情绪的凄惨和哭声的悲壮，任何铁石心肠的人，都不能不动于怀，因此张学良也就抑制不了他的情感，也掩面而泣，不仅感动他的天良，而且激增了他的勇气，祛除了他的畏惧心理，续向群众说话，谓“各位同胞、同学，我张学良不是不救国的，我的心情是和你们一样的，自从失掉东北四省，全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少，无不骂我张学良，我何尝不敢打日本强盗呢？上级不许我打，这种隐痛是一时不能对人说的。我不是愿做亡国奴的人，我与日寇有杀父之仇，是不共戴天的，我的最后一滴血，是要流在抗日战场的，请你们大家相信我，你们的救国心愿，我不忍辜负，在一星期内，我准有满足你们心愿的事实答复你们，请你们今天暂行回去，我不欺骗你们。同学们，我是国家的军人，我不是蒋某人的走狗，如果逾期欺骗你们，我张学良愿意你们群众在任何地方，把我处死。你们可能相信我吧！”群众见张学良如此恳挚的表示，遂应允张的要求，听候满意事实的到来，率队回城。时天已近黑，群众自晨六时至午后七时未进粒米，却都是精神焕发，毫无倦色，而且个个都象得了胜利似的，尤其是小学生及女学生队伍行列，秩序井然，自晨至晚，无一中途离队者，大队入城时，他们脸颊上的救国热泪，尚未尽干，在街道的电光掩映下，莹之发光，见者无不为之感叹不置。1

    发生在西安事变前三天的西安爱国青年的这场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之所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是与中国共产党西北特别支部的领导、以及西安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东北抗日救亡总会，还有西安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的广泛支持分不开的。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关于人民大众是如何痛恶内战、拥护抗日的情景，有亲身经历的李连璧也有感人的介绍。他说：

    游行示威队伍在南院门大街集合。那天，汇合起的各路游行队伍和自愿加入的市民不下两万人。当时西安市区仅有十余万人，竟有那么多的人响应参加。这里值得一提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广大士兵和一些下级军官对爱国青年示威游行的同情和支持。当上司命令他们阻拦游行队伍的时候，他们根本不愿尽力，洪流一般的游行队伍很容易冲过去。最明显的是游行队伍准备向临潼进发，冲向火车站时，沿路阻拦的国民党宪兵和特务都手持武器，气势汹汹。而在这同时，一些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士兵也跟随着游行队伍前进，手里同样持着武器。这些宪兵、特务面临这一情景，怎敢放肆，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游行队伍冲锋向前，夺路而去。

    在西北军守卫的中正门（以后的解放门），由于早已得到命令，城门上了大锁。学生们就跑上城楼，找军官士兵们讲理，并找到了拿城门钥匙的军官，当学生打开城门铁锁时，许多士兵还帮着搬开顶门的千斤闸（大木杠），奋力推开城门。从西安到十里铺这一段路，游行队伍遇上了蒋介石下令调来的东北军骑兵，企图驱散队伍。

    走在游行队伍前面的东北大学和东望小学的学生大都是东北沦陷后迁来的，他们连哭带喊：“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还有没有中国人的良心？”“你们不要东北的家乡，东北的父老乡亲了吗？”感动得很多东北军官兵也流了泪，许多士兵勒住马缰往后退去，有的干脆转过马头放游行队伍过去。

    另一件感人的事情是在游行结束以后，队伍返回时。

    那时天已黄昏，北风凛冽，寒气逼人。由于同学们奔波呼号了整整一天，又几乎粒米未进。虽然情绪仍很高昂，但年小体弱的学生已经精疲力尽，支持不住了。大家互相搀扶着走，有时走几步就倒在路旁歇息，有的很难走动。正在同学们焦急的时候，忽然大家眼前一亮，都高兴地喊叫起来，原来几十位人力车工人拉着蒸馍、烧饼和开水给同学们送来了。同时，几位东北军士兵冒着风险，自动开来了几辆运送弹药的卡车来接同学们，并帮着把幼小体弱的同学扶上汽车和人力车。这一切，给游行队伍带来了莫大的鼓舞，大家一鼓作气赶回城内，沿途还不时用嘶哑的嗓子唱救亡歌曲，整个活动，没有一个同学掉队。事后，我们才知道，馒头烧饼是一些爱国的中小学教职员、新闻界人士和爱国市民捐赠的。……2

    曾参加过这次游行的老同志谈，这天因为去临潼请愿的学生回来得晚，看看天快黑了，都还没有回来，西安居民家家户户都挂起了门灯，以迎接爱国青年的归来……

    人民群众的热情关怀与支持，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感染了东北军、西北军的官兵，对张学良将军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后来在一次民众大会上，他坦率地说：“在‘一二·九’那天，我曾向参加请愿的同学讲，关于抗日问题，一星期以内有事实答复。想诸位还记得，那天的事情，真是给我一个绝大的刺激。……”3

    张学良是讲信义的，也是正大光明的，他不同意或者办不到的事，他都把话说到明处，但他答应了的，就决不食言，回去后他便立即向蒋介石作了诤谏，可是却受到蒋的申斥：“你到底是代表学生还是代表我？你是站在学生的立场还是站在国家大员的立场？”指责他不该为学生辩护。

    “不，不是这样的。”张学良尽量心平气和地说：“我没有为他们辩护。据我了解，他们只是要求政府抗日，并无恶意。我曾亲自到现场查看了，他们不是捣乱，都是纯洁的爱国青年。”

    “什么？爱国青年？”蒋介石冷笑道，“我看结论还是不要下得太早吧，爱国不爱国，不是光看唱高调，而是看行动。当学生的，不好好读书，动不动就干预国事、示威游行，有的还破坏交通，冲击政府，甚至聚众殴打政府官员，试问，这是什么爱国行动？唵？！”

    “不过，这次示威游行，秩序还好……”

    “不，不！这个我不管。今后不许再胡闹，今后不管在哪里，凡发现有搞示威游行而又不听劝阻的，就坚决镇压，就用机关枪扫射！”

    蒋介石如此敌视爱国青年，在抗日问题上如此固执己见，张学良还能再说什么呢！

    但蒋介石并不就此善罢甘休，他认为张、杨已不可相信，遂于当日给邵力子写了一封密信，企图为撤换张、杨造舆论，以期使这一计划迅速实现。

    蒋介石用毛笔在红格的十行纸上向邵力子作了如下的秘密指示：

    力子主席勋鉴：

    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陕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它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

    中正十二月九日

    所有这一切，迫使张学良不能不认为在抗日问题上，他与蒋介石不但完全没有共同的语言，而且显然已经发展到非摊牌不可的地步了！所以，自此以后，张学良和杨虎城都在秘密地调兵遣将，积极进行兵谏的准备工作。

    就正在这个当儿，因为误会曾发生过一场虚惊，如果不是杨虎城沉着冷静，以“军事演习”为名巧妙地掩饰过去，还会闹出大乱子呢！

    原来，12月9日晚，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著名的易俗社请随蒋来陕的国民党军政大员看戏。晚上九点左右，十七路军的宪兵营长宋文梅到西安城东门楼去找张学良卫队营营长孙铭九，主要是近日广大官兵情绪激动，而对于张、杨二将军将要采取的重大军事行动，他们也都略有所闻，所以对形势特别敏感，还生怕有人告密或暗地里进行破坏捣乱呢。但这晚很不凑巧，当宋文梅来到城东门楼附近时，正值孙铭九带领一部分士兵乘汽车出发去临潼，他们荷枪实弹，行色匆匆。宋文梅本想过去问一声，可是几辆大卡车顷刻开走，一阵风似的，很快就消失在茫茫黑夜之中了。

    宋文梅把这事与他掌握的军事机密联系起来，误认为他们是到临潼去捉蒋了，当即返回向王菊人（杨虎城的机要秘书）报告了他在东城门楼看到的情况，说是捉蒋的车队已经出发，我们要配合行动才好。王菊人立即到易俗社向杨虎城转报了这一紧急情况，杨信以为真，命令十七路军有关部队，立即隐蔽开赴指定地点集结待命，作好一切战斗准备，只待临潼方面打响，他就下达作战命令，届时将正在看戏的蒋系军政官员一网打尽，西安市其他反动军警部门，也将立即加以控制，并解除他们的武装。

    但是，等了很久，眼看戏都快演完了，临潼方面仍然没有一点动静，心急如火的杨虎城才开始对宋说的情况产生怀疑，他一面请人临时点戏，加演精彩节目，以延长演出时间，一面让宋文梅再去打探。宋文梅急驱车到金家巷去找孙铭九。这时，孙铭九已从临潼返回多时，并已上床就寝了。他好不容易把他叫起来，才终于得知，原来是张学良傍晚虽然把游行学生劝回城了，可心里仍不踏实，不放心，怕学生晚上再去临潼请愿吃亏，所以特派孙铭九以巡逻名义，再前往临潼察看，并无其它任务……

    宋文梅离开金家巷，急忙到剧场向杨虎城作了报告，并检讨了自己的冒失。杨虎城虽然有点生气，但没有再责备他什么，而是让他立即通知部队，解除紧急戒备状态，一场虚惊很快烟消云散了。

    不过，这事也给他们敲了个警钟，当张学良和杨虎城在第二天见面议论起昨晚的这场误会时，他们一致认为：现在，人心浮动，反蒋情绪强烈，捉蒋的时机已经成熟，事不宜迟，故商定12月10日和11日两天全力以赴地作好一切准备，12日凌晨发动兵谏，并作了具体分工：“东北军方面，以一○五师师长刘多荃为临潼行动总指挥，一○五师第一旅两个团在华清池周围较远地带警戒，防止蒋介石的卫队突围；一○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率孙铭九的卫队第二营两个连和王玉瓒的卫队第一营守卫华清池头道门的一个连（二道门以内由蒋介石带来的卫队守卫），担任扣蒋任务。此外，还调回驻甘肃固原的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和在长安军官训练团受训的骑兵第六师第十八团团长刘桂五参加行动，因二人枪法准确，必要时可以有效地对付蒋介石卫队的反抗。十七路军方面，以十七师五十一旅旅长赵寿山为行动总指挥，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所部主要担任扣留住在西京招待所等处的蒋系军政要员的任务；孔从周的警备第二旅和李振西的教导营负责解除宪兵一团、省保安处、警察大队、省政府常驻的宪兵连和飞机场驻军的武装，并占领飞机场，扣留作战飞机，以及担任西安各街巷口的警戒；炮兵团负责车站方面的警戒。为保证行动的准确、迅速，孔从周部还在西安城内按蒋系军、警、宪、特驻地的位置，进行了军事演习。以上所有准备工作都是高度保密的。张学良每天照常到华清池去晋见蒋介石，保持着内张外弛的局面，避免引起蒋介石的怀疑。”4

    那时，西安事变已到一触即发之时，但张学良仍几番出入华清池，与蒋见面，与蒋的侍卫官聊天，一切都跟平常一样。有一次，张学良亲自开着汽车从华清池送几位军政大员回西京招待所，当车行至激流滚滚的灞桥时，他忽然对他的乘客们说：“你们可要小心点，可不能得罪我张学良啊！”几位大员听了，都不禁一惊：少帅这是咋回事，怎么这样说话？但表面上还是客客气气地说：“哪里，哪里，我们背后从不说副司令的坏话，巴结都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要得罪你呢？”“是吗？不背后捣我的脊梁骨，这就好。”张学良还是很严肃地说。但略停，他终于快活地笑了起来。几位大员问他为何发笑，他诙谐地说：“其实，我说的不要得罪我，你们还没有听明白，我主要是说，因为你们的命都在我手里攥着呢！”几位大员目瞪口呆，更加不知张学良这话的寓意了。张学良怕他们真的会生起气来，笑道：“你们还不明白吗？我的意思其实是秃子头上的虱——明摆着的，现在你们都坐在车上，只要我的手一偏，汽车就会掉在桥下，那你们几位不是就都完了吗？几位政府大员得知原来少帅是在跟他们开玩笑，这才松了口气，都咧嘴笑开了。不过，他们也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张学良的话，说他是一句玩笑话，当然未尝不可，但仔细想想，谁又能说这不是他即将举行西安事变的双关语呢！

    事变的发生，就在眼前，这点蒋介石当然是未曾料到的，但他也不是毫无所知，他好象有了什么不祥的预感，显得有点坐卧不宁，大大加快了他推行“剿共”战争计划的步伐。当时西安甚至还传说蒋介石已决定命令张学良立即驻洛川，杨虎城驻韩城督战，向红军进攻。在此期间，蒋介石在华清池行辕召开几次高级将领会议，都把张学良、杨虎城排除在外，没让他们参加，形势已发展到短兵相接的地步。这也即是说，在蒋介石看来，要么上剿共第一线，去跟共产党和红军拼个你死我活；要么你就趁早卷铺盖，别无他途！

    有人也许会说，物极必反，这是很明显的道理，难道蒋介石就不懂得吗？难道他就不知道不仅是共产党，就连他的部下也不会助纣为虐，听任他的摆布吗？是的，这个浅显的道理他就是不懂，因为他总是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对形势和历史发展的看法也往往是不正确的。“他没有估计到以联合抗日为共同目标的三位一体在西北已紧密结合；他没有估计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巨大影响，已使国民党多派别和地方势力产生共鸣，而以各种形式或明或暗地表示了赞同，共产党并与其中相当一部分力量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取得谅解；他更没有估计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已深入人心，全国各阶层强烈要求国共之间化干戈为玉帛、共同抗日的热浪，已经汇成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而日军进犯绥远更加剧了这一局势，剿共战争已经此路不通。”5仍然我行我素，一意孤行，就好比一个疾病缠身的人，还硬要继续在一座年久失修的独木小桥上蹒跚而行，怎能不摔个鼻青脸肿呢！

    --------

    1　李木庵：《西安事变纪实》，载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等合编的《西安事变资料选辑》。

    2　李连壁：《在陕西省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原载《陕西日报》。

    3　引自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一次群众集会上的讲话。

    4　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5　杨拯民：《论西安事变的历史必然性》，原载《党史通讯》1986年第11期。

    张学良传--华清惊梦

    华清惊梦

    蒋介石在未来西安之前，对于此行可能会栽个大筋斗，甚至形成差一点被别人一脚跺翻这个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