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队长说：“他讲你们是土匪；你们说他是共产党要犯，我们管不了这些，我们巡逻队查街遇到此事，都应上交杨主任处理。若不然杨主任问我们要人我们怎么办？张副司令知道后向我们要人，我们哪儿去找？”巡逻队长听了点头同意，便高声说：“带走，都上交。”特务们无可奈何，只好如此了。我想，若把我交到巡逻队连部，必得走西大街，从国民党宪兵一团门前经过，倘生不测，这岂不是躲过虎口又进狼窝！我连忙说：“你们连队处理不了我的问题，干脆送交营部吧，营部离这儿又近。”巡逻队长表示同意……

    不久，宪兵营的营副谢晋生来了。他以特务捕人既无公文又无逮捕证，事先又没和宪兵营联系共同办理为由，严词拒绝交人，特务迫于无奈，提出让他们回省党部取公文来提人，谢营副明白硬顶顶不住，就同意特务回去，办理提人手续，借此拖延时间再想别的办法。

    特务们刚走，大门咣地一声关上了。谢营副走进来让我到他办公室，对我说：“这件事闹得很大，各方正在设法解救。刚才搜出的东西全在桌子上，你看看，有碍事的就处理掉，特务回来还得要这些东西。”又说：“你放心，没有我盖章谁也提不走人，不过还得审讯一下，留个口供……”

    过了一会儿，十七路军的军法官李木庵（地下党员，西北特支领导成员）来了。我们一起研究了“口供”，除了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等俗套外，主要讲我来西安是张副司令请的，一贯奉公守法，不是共产党，我主张抗日，但抗日无罪……

    为了营救我，杨虎城将军决定迅速报告张副司令，由张下令提人，并研究了几条应付省党部的措施。

    张学良将军听到我被捕的消息，愤然说道：“捉人居然捉到我头上来了！”他一面命令孙铭九去接我，一面由孙铭九派参秘室工作人员关时润去西北饭店我的住室取筹办学兵队的材料，以免落入特务手中。关去后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了，同马绍周一起押在省党部。张学良将军得知这些情况，既为国民党特务如此胆大妄为而震怒，又担心被捕人的安全，为此断然决定采取军事行动。……

    但张学良是细心的，这次坏事是谁干的，虽然他已心中有数，但他认为在进行军事行动之前，也还是得做做邵力子（陕西省主席）的工作。邵力子虽然也是拥蒋的，但他与那些国民党的特务和党棍是不同的，对他还是应当争取。态度严厉些是可以的，但也不可失了和气。那晚，是深夜把邵请到张公馆来的：

    邵力子刚迈进客厅门槛，张学良将军一反谈笑风生的常态，勃然大怒地质问：“省党部逮捕我的学生、秘书和职员，为什么不通过我？我是‘剿匪总部’的副司令代总司令，是代表蒋委员长的；我是国民党中央常委，即使是抓共产党也应该让我知道！省党部竟如此藐视我，胆敢擅自抓我的人，我一定要严办！”

    邵力子先生从未见过张学良将军发这么大的脾气，也从未见过对他如此不恭，不禁有些惶恐不安，连声说：

    “副司令息怒！副司令息怒！这件事我不知道，我查明后马上报告，事情由我负责。”张说：“那就请你负责查明，把抓去的人尽快送回！”

    张学良将军对特务疯狂镇压抗日学生极为愤怒，同时也怀疑陕西省党部藏有诬告东北军的材料。邵力子告辞后，他便命令副官长兼一○五师副师长谭海率领卫队营查抄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随同去的还有参谋孙铭九。

    他们救出了马绍周，关时润，还缴获了省党部诬告东北军的密电和准备逮捕的东北军参加抗日活动的三百多人名单。

    ……蒋介石亲自下令逮捕我们几个人，矛头也是指向张学良将军的。张意识到这点，来了个“先折后奏”，“艳晚”第二天，他给蒋介石发急电，大意说：省党部捕去的马绍周等系“剿总”职员，如他们有越轨行为应通知“总部”惩处，省党部不经正式手续，派便衣夜里逮捕“总部”成员是不信任学良，不信任“剿总”，群情激愤，急于向省党部直接索还被捕人员。惟因事出仓促，未能事先呈请钧座，不无急躁之失，请予处分。拟将马绍周等交“总部”军法机关严加审讯。

    “总部”政训处长，蒋介石的心腹曾扩情于“艳晚”

    第二天清晨乘飞机赶往广州向蒋介石密报，蒋介石虽然收到了张学良将军的电报，又听了曾扩情的报告，仍觉得心中无数，便从广州给邵力子发报，问查抄省党部是怎么回事？与张学良扬言抗日是否有关？邵回电说：事情已经结束，张确有抗日之心，但他抗日必听委座的命令。此时，蒋介石正忙于处理两广事变，一时腾不出手来，无暇对付西北。因此尽管他对张学良将军这一“不轨行为”恨得咬牙切齿，但为了缓和矛盾先把张稳住，很快给张回了个电报：我弟处理此案殊失莽撞，惟既知错误，后当注意，所请求处分一节，应免置议。至于马绍周等的审查，准如所拟办理（对于这个电报，有人持否定态度，说事实是蒋接晏报告后，说晏胡说，并将批语转给张看，是为了把张稳住。此事有待进一步查考——笔者）……6

    发生在西安事变前三个月的轰动一时的“艳晚事件”，表面看来，似乎是由于蒋介石的暂忍不发而未掀起大浪，实际问题并未解决，蒋介石恨透了张学良，他心想，你说省党部不尊重你，可你这么干，又把我放在了什么地方？你眼里没有领袖，也没有中央。你身为中央常委，却派兵查抄省党部，试问，你又把党纪国法置于何地？不过，现在我还不说什么，我还要再看看，一旦腾出手来，我就会飞往西安，到那时，不是简单地要同你张学良算这个旧帐，而是要彻底解决整个西北的问题，你小子再不给我老实点，到时别怪我蒋某人不留情面……

    不过，说到这里，有一点，似乎还应作点交代，这便是前面提到的邵力子，有人也许会问，他不是认为宋黎等人是共产党，逮捕他们没有错吗？怎么事后在向蒋介石报告时又说了公道话，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张学良的作用，这不是有些矛盾吗？实际是不矛盾的，邵是国民党要员，与蒋介石有较深的历史关系，让他在那时反对蒋介石的命令，站出来保护宋黎，显然是不现实的，他能在报告里采取比较客观的态度，并为张学良开脱，这已是很难得了。其实，邵力子是有进步倾向的，随后不久还发生过这么一件事，那是1937年，他已调离陕西，到南京出任国民党的宣传部长了。上任不久，就遇到许广平自上海送《鲁迅全集》书稿请中宣部审查。邵与他的秘书对此事都很支持，对书稿没有详细去看，只随便浏览一下目录，当即批准出版。许广平和《鲁迅全集》的编委们都很高兴。可是邵力子却因此遭到非议，南京的一些顽固分子讽刺他不是中宣部长，而是“鲁迅宣传部长”。邵力子让秘书公开回答：他极愿意任鲁迅宣传部长，只要把派令送来，他一定乐于接受，并保证兼职不兼薪……弄得顽固分子哭笑不得。7

    “艳晚”事件后，特务分子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张学良和杨虎城是不是松了口气，认为就平安无事了呢？那也不是。他们并不轻松，因为他们都知道，委员长虽然来了个“高姿态”，可问题并未解决，蒋介石既然有了关于他们联共抗日的口实，那就决不会轻饶他们。他们和国民党最高当局的裂痕更为加深，他们的联共抗日政策与蒋介石的反共方针是不可调和的，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一矛盾越发明朗而尖锐化了，从而揭开了西安事变的序幕。

    --------

    12　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3　汪锋：《争取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谈判经过》，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4　熊汉生口述，韩进林整理：《杨虎城将军轶事二则》，《百花》1987年第7期。

    5　白竟凡：《西安事变前的〈活路〉》，学术会议论文，未刊稿。

    6　宋黎：《艳晚事件》，载《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

    7　引自《文摘报》有关资料

    张学良传--山雨欲来风满楼

    山雨欲来风满楼

    过了一段时间，为缓和西安与南京的紧张关系，张学良电请东北元老莫德惠去向蒋陈述情况，进行疏通。莫答应了，但提出请张派一随行秘书。张当时指派一名叫吴家兴（现名吴一凡）的总部第二厅的上尉科员同去。那时吴只有二十多岁，是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军官，众皆惊异，认为他太年轻了。但张学良认为“莫老这个人是一个好人，但就是软些，遇事优柔寡断，拿不定主意。而让这个年轻人去，就是为了遇事时能帮他拿些主义”1

    但那时见蒋谈何容易！他不仅位高权重，门禁森严，而且还常常四出督战，行踪不定。莫、吴二人为此跑了半个多月，又在杭州等了十多天，才“终于得到蒋的通知，约莫翌日到天竺别墅相见”。关于这次见蒋的情况，吴一凡有如下记载：

    在杭州受到国民党市长周象贤的接待。我们住在西湖的西泠饭店，等候蒋的召见。莫德惠和我利用这些日子，饱览西湖风景，还由杭州市政府招待到浙江省海宁县观览了一次钱塘潮。在等待召见期间，莫和我几次提到：“我年老了，血压又高，实不应承担这次旅途劳顿的任务，惟念汉卿是先大帅的长公子，不能不挺身而出，以报先大帅的知遇之恩。”谈到这里时，莫总是眼里闪着泪花，流露出缅怀张作霖真挚感情。

    过了十余日，终于得到蒋的通知，约莫翌日到天竺相见。届时莫一个人去了，我留在饭店候信。莫早晨去的，下午归来，见我时面带愁容地说：“我和蒋先生讲了许多关于张如何忠于委座，以及不得已不搜查陕西省党部的苦衷，并请委座予以教诲”等语，而蒋则始终不大吭声，只是不时‘哼……哼’地颔首点头，既未表示出愤怒之色，也毫无表示谅解之意。最后只说了一句：‘张副司令教训教训他们也是应该的。’看来，蒋是居心叵测呀！你回去要和汉卿说：要多加小心呀！”

    随后莫和我一同回到上海，他写了一封信让我带交张学良，然后他登车返回天津，我直返西安复命。记得张看了莫的信，并听我口头汇报之后，面部表情很深沉，未说什么话，就让我回去休息了。

    我执行这次任务，前后历时月余，去时正是“西风落叶下长安”，归来已屈朔风初劲，节序初冬了。2改善关系、缓和矛盾的努力，看起来是失败了。可是陕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却如火如荼，一浪高过一浪。“九·一八”事变五周年时，西安群众和西北军联合召开纪念大会，人们愤怒声讨日寇侵占东北后的滔天罪行，公开发出“放弃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的呼声，并要求张学良认清形势，担负起抗日重任。参加会议的群众甚至还表示：“愿以我们数十万颗肉弹作为抗击日寇的武器，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会后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张学良曾接见群众代表，他热情称赞群众的爱国热情，同时也表示了他一定要亲“率东北军，披甲还乡，雪耻报仇”的决心。

    可那时，蒋介石的行动却是与此完全相反的，他在处理完了“两广事变”之后，即把注意力转向西北，在剿共问题上加紧了对张、杨的催逼。

    10月22日，蒋介石匆匆赶赴西安，进行视察，西安的形势顿时紧张起来。未来之前，他对于陕北前线平静，张、杨剿共不力等情况已略有所闻，他之所以在百忙中特地奔赴陕西，其目的也正是为要打破这个局面，督促张、杨“迷途知返”，迅速投入剿共战争。不过，表面上他却不动声色，还特地邀请了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等陪他登华山，观名胜，说说笑笑，仿佛此番西行不是负有重大使命，而是专为游山逛景似的。张学良知道，这是假相，如果你认为老蒋真是来耍的，或者对于剿共他会轻易放松，那就错了。所以，张学良无心观景，当他陪蒋登上华山北峰，向东遥望时，一种强烈的思乡之情，使他思绪万千，倍感伤痛，曾作旧体诗《华山》一首，满含对故乡亲人深切怀念的g情写道：

    偶来此地竟忘归，

    风景依稀梦欲飞，

    回首故乡心已碎，

    河山无恙主人非。

    然而，蒋介石的感受却是与此大相径庭的，他最关注的，不是民族的危机，国家的兴亡，仍然是他的权势，他的名位，以及那个他始终耿耿于怀的剿共战事。

    果然，正如古人所说的，图穷匕首现，当走马观花的游览一结束，蒋介石就立即向张、杨发布了向红军进攻的命令。

    张学良面有难色，对此很不赞成。他不愿意再打内战，而一心要走联共抗日的道路，他不仅在此之前当面向蒋说过（那时蒋对此当然是听不进去的），而且在前不久给蒋的一封电报中也痛切陈辞，作了诚恳的规劝。如他在电报中说：“居今日而欲救亡图存，复兴民族，良以为除抗日外，别无他途。比来寇入益深，华北半壁河山，几全沦陷，而多数民众咸感觉忍无可忍，抗日声浪，渐次弥漫于全国，中枢（有）领导民众之责，似应利用时机，把握现实，坚民众之信仰，而谋抗敌之实现。否则民气不伸，马蚤动终恐难免。彼时中枢或反处于被动地位，其失策孰甚！良年来拥护统一，服从领袖，人纵有所不谅，我亦矢志不渝，固为分数当然，情不自己，亦以深仇未复，隐痛日甚，愧对逝者，愧对国人。所日夜隐忍希冀者，惟在举国一致之抗日耳。”在蒋氏此番来西安后，张学良更进一步向他说明，这还不仅是他个人的看法，而是西北广大军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请他三思。不料，蒋却大发雷霆，声称：“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叫你向东，你就应该向东，我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不要问为什么。至于士气，关键在官不在兵，只要当官的身先士卒，士兵是决不会后退的；如果当官的贪生怕死，畏缩不前，士兵们也是不会认真作战的。风吹草动，兵随将走，这个道理我想你是懂得的，唵，唵！”

    蒋介石在接见杨虎城时，因杨也提到“部队抗日情绪高，剿共士气低，值得忧虑”的问题，所以蒋介石也向他重申上述主张，杨虎城对委员长的高论虽不敢苟同，但也未同他争辩。可张学良却斗胆进言，讲了自己的不同的见解，他说：“风吹草动，兵随将走，诚哉斯言！但这个将要是良将，并真正是爱国爱民的，还必须得把路看清楚，若是不走正路走邪路，那就糟了。士兵们因为不明真相，也可能暂时会跟他走，但他迟早是会被抛弃的。再说，你有你的理，他们也有他们的理，如他们爱说，日本侵略我们，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要把中国的老百姓变为亡国奴和他们的奴隶，这，我们是决不答应的。我们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不，不，你搞错了，士兵决不会是这样的！”蒋介石对任何问题常常是先入为主，有它的一套固定不变的论点和模式，而且是不容置疑的，所以，他不等张学良把话说完，就很武断地说：“关于抗日问题，你们不要听信谣言，这事政府自然会管的。至于士气问题，我来解决，我要向王曲军官训练团讲话，我会说服他们的，唵。”

    10月27日上午，蒋介石在张、杨二将军陪同下乘汽车来到西安郊区的王曲军官训练团，准备向训练团军官讲话。

    这天，到会的军官人数比较多，除军官训练团全体人员外，还有西北“剿总”和十七路军总部以及驻西安各部队团长以上的军官。据说，委员长有令：任何团以上军官均不得缺席。

    因为人多，没有那么大的礼堂可以容纳，会场就临时设在训练团驻地庙内戏台前的大院子里。上午十时以前，参加会议的军官都准时进入会场，专候“委座”光临了。

    大约十点钟左右，在严密警戒的王曲军官训练团驻地门外传来一阵汽车的马达声，蒋介石的车队到达军训团门口了。

    这时，早有一批军官上前迎接。蒋介石下了汽车，即由张、杨二将军陪同，缓步进入会场。顿时，军乐高奏，全体立正；也有一些稀稀拉拉的掌声。蒋介石扬了扬手，算是答礼，可面孔却一直是板着的，不说也不笑，更显得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然而，由于平时对蒋氏的尊容难得一见，所以不管他是怎样的傲气十足，人们还是象看什么稀奇似的，都注意观看。只见他身穿军服，腰悬崭新的金灿灿的有半截身子那么长的指挥刀，脚登乌黑发亮的长统皮靴，戴着雪白的手套。但他人并不富态，似乎缺乏一般大人物挺胸腆肚的那种派头，而是瘦长脸，细高个，走起路来腰板挺得直直的，倒还精神，只是未免过于严肃了，一直绷着脸，面无表情，冷若冰霜。总之，从出场到离开，没见他有个好脸色，没露一丝笑容。

    那天，主要是他讲话。他独自站在主席台上，张、杨二将军都站在台下队列前面，其余军官站在他们后面。他讲话不转弯抹角，而是直截了当，并注意声调的抑扬顿挫，还是很有些煽动性的。他这次讲话实际是向中、高级军官发出的继续大举“剿共”的动员令，也是对反对内战、主张抗日的中、高级军官所作的露骨的威胁。为了论证他的诸如“攘外必先安内’之类的论调，他大讲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也谈礼义廉耻、三纲五常，俨然以孔夫子和曾文正公的得意门徒自居。他还引经据典，大谈所谓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等，叫人好不扫兴。总之，那天他喋喋不休地讲了很多，很多，可惜收效不佳，因为他说的是乡音很重的宁波官话，有些是听懂了，也有些就难免有不知所云之感，但他最后疾言厉色地所说的一段话，因为讲得稍微慢一点，大家还是听清了，他分明说的是：“我们革命军人先要明礼义，知廉耻。在家要尽孝，要孝顺父母；为国要尽忠，要服从长官。这是我们革命军人的本分。同时，我们革命军人还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那样在家是不孝，为国是不忠；不忠不孝，便不能算一个革命军人。国家有法律、纪律在，对这样不忠不孝的军人，是要予以制裁的，是决不宽恕的，这一点，唵，唵，我希望诸位要特别加以注意，万勿听信共党宣传！”

    原先，人们还以为，堂堂委员长、又是全国海陆空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在这种隆重的集会上，定会发表些号召抗日、团结救国的言论，也只有这样，才象个国家元首的样子。没想到这方面的言论他一句不讲，念的还是那套使人早已听厌了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老调陈经，这不能不使听众大失所望。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场的大多数中、高级军官，都是爱国的，尤其一部分东北籍军官，对亡省亡家更有切肤之痛，加之，他们大多数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理是爱听的；而对于蒋氏的反共演说，对于他那套虚伪的所谓“四维八德”之类的说教，都觉得不是滋味，甚至很反感。在蒋的训话还正在进行时，已有不少人显得很不耐烦了，但出于礼貌，出于对张、杨二将军的尊重，人们忍了，没有交头接耳，没有在下面议论，没有人递条子，也没有把他轰下台，而是耐着性子听，总还算给了他点面子……

    可是，在蒋训话完毕，离开了军训团驻地后，人们就再也忍耐不住了，大家议论纷纷，都很气愤。张学良怕事情闹大，当晚“即召集在王曲受训的主要领导人和队长讲话，加以安慰，张说：‘大家要明白，蒋的讲话，主要是对我说的，不是对你们，希望你们要安下心来，要知道我们今天是孤臣孽子，谁叫我们不争气把家乡丢了呢？我们应当有最大的忍耐和克制。’经过张的安抚，大家的情绪才安定下来。”3但当时在军训团工作的黄显声等，仍然认为蒋的这个讲话很不好，应当找人“来驳斥蒋的这篇谬论……说明抗日是正确的。我（孙铭九——笔者）和黄显声商议后，派敢说话的苗剑秋秘书到军官团来讲一次话。”4

    在蒋讲话后不久军训团的另一次集会上，苗剑秋激昂慷慨地说：“团结抗日，是救国之策，是完全正确的；‘剿共’内战，是亡国政策，是绝对的荒谬。昨天竟有人说，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这也就是说，日本是我们远处的敌人，共产党是我们近处的敌人。要我们不去打日本，而去打共产党。我们东北被日寇占领了，东北人都成了亡省亡家的人，受到的苦处太多了，现在居然还有人在这里说这种话，我们东北人稍有血气，就应该让他走着进来，躺着出去！”

    这个讲话，被特务获悉，很快就报告到晏道刚那里。晏要求张学良把讲演人交出来，张为缓和他与蒋的矛盾，一方面表示同意，虚与周旋，一方面又以畏罪潜逃之名将讲演者送到北平，这件事无法追究，也就不了了之。不过后来黄显声还是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因此被蒋痛恨，以致十多年后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惨遭杀害，也都与此事有关。

    但这些情况也说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日益高涨，蒋介石要扭转西北局势，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再去打内战，进攻陕北革命根据地，是比较困难了。但蒋介石是个主观唯心主义者，他是不大可能认真吸取经验教训的，所以他在离开西安、返回他以避寿为名暂时居住的洛阳古都后，立即召开军事会议，调兵遣将，扩建机杨，积极为一场新的剿共战争作准备。

    与此同时，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镇压，也更变本加厉了，震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就是在这时发生的。原来，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人，是领导全国各界抗日救亡运动的救国会领导人，他们并没有犯什么法，不过带头搞了一些抗日救亡的活动，写了几篇宣传抗日的文章而已，可是这却触怒了南京当局，11月23日南京政府竟下令把这七位爱国人士逮捕了，并查封了一批进步刊物，后来，南京政府要对沈钧儒等起诉公审。中共中央为此发表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弦更张，彻底放弃错误政策，释放一切政治犯。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及上海文化界人士发起救国入狱运动，使国民党政府十分被动。芦沟桥事变爆发后，鉴于形势的变化和全国人民的正义呼声，“七君子”才被释放出狱了。

    这是后话，暂不多表。不过由上述情况看，在那时尽管人心思抗日，而内战的危险仍是十分严重的。蒋介石在洛阳的时候，张学良曾约阎锡山一起见蒋，劝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拒不接受，冷冷地说：“是我服从你呢，还是你服从我！”

    就是在这种坚持内战政策、一点也听不得不同意见的情况下，蒋介石在洛阳作了一番新的军事部署后，于12月4日晚九时许，身着戎装，带领大批高级将领，由洛阳乘专车再度来到西安。张学良是先行前往洛阳迎接的，这时同车到达。杨虎城、邵力子等高级官员亲往临潼车站迎接（因蒋要下榻临潼华清池，故在此站下车），蒋介石不进西安，不住城里的高级宾馆，而要选择远离城区的骊山山脚下这一僻静处所，与其说是为了安静，不如说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他这时虽然还不大可能会想到一周以后他会被人家打个人仰马翻，但西安对他来说，不象南京、洛阳那么安全这一点，他是毫不怀疑的。

    这是蒋介石在一个多月内第二次来西安。但这一次的到来，颇有点“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之慨。他不仅带来了如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等一批高级将领，他的中央军也纷纷西移，真是浩浩荡荡，声势显赫，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不过，在表面上，同上次来时一样，他仍装出一副轻松自如、悠哉游哉，似乎是被名闻遐迩的大、小雁塔和烟草萋迷的咸阳古道所陶醉的样子，游览观赏，指指点点。实际呢，他脑子里是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他的目光是严峻而阴冷的；他往往在访古揽胜中王顾左右而言他，那偶而发出的笑声使人感到惊惧；他观景不过是做做样子，时刻在窥探张、杨的动静，才是他的真正动机！

    装假毕竟是难以持久的。果然，蒋介石的笑容转眼间便消失干净，一个新的围剿陕北红军的作战计划抛了出来，而且声势大，兵力强，口气硬，命令也是最后通谍式的。在他看来，他的决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必须绝对服从的，如果张、杨再不听从，就将他们搬开：东北军调福建沿海，十七路军去安徽，西安不是要搞什么耿共抗日、精神向北吗？这回我要让你们来个精神向南！

    这一次，蒋介石是决心要在西北大干一场的。他一面软硬兼施地一再向张、杨施加压力，督促他们向陕北进兵，一面也作了让他们易地换防的准备，甚至连新的西北“剿总”和前敌总指挥的人选都已内定；同时，在“两广事变”时南调的军队，这时也重又调回内地，集结于平汉、陇海路一带，准备向陕甘进发。有一部分军队正向豫西移动，前锋已逼近潼关。从国外买回来的一百多架最新式的战斗轰炸机，也都调往西安，准备参加新的“剿共”大战。那一阵，西安真够热闹的，一队一队的飞机，象傍晚的乌鸦群，带着震耳的响声，遮天蔽日地飞临西安上空；有的还故意降低高度，轰轰隆隆地怪叫着，贴着屋脊，从人们的头顶上飞过，然后密密匝匝地停靠在机场上，作为“剿共”之用。

    由于时局的变化，一向比较恬淡、宁静、同时也较为安定的古老的西安，突然失去了它的平衡，变得异常拥挤而又嘈杂了。“一时西安这个小城挤满了国府大员和国民党高级将领，天空飞机隆隆，街上汽车奔驰，旅馆里塞满了人，大饭店经常座无虚席，猜拳声，打麻将声，不绝于耳，连妓女也都活跃了起来，看起来好不热闹。”5

    然而，这热闹却是畸形的，很不正常的，在虚假的繁荣的背后，既是紧锣密鼓的反共喧嚣和密谋，也是广大爱国官兵与一部分法西斯分子的对峙，是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的激烈较量……

    但即使是形势已经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张学良对蒋介石的进谏仍未停止，虽曾多次碰壁，虽然他产生了必要时不惜以兵谏达到促蒋抗日目的的想法，但他还是抱着一线希望，盼能出现奇迹，这也就是说，企望蒋介石能在千钧一发的时刻，悬崖勒马，放弃其不得人心的内战政策，领导人民抗日。哪知蒋介石仍然无动于衷，不仅拒不采纳他的建议，反而指责他是“受了共产党的盅惑”，他以不容分辩的语气说：“古人云，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内部分裂，何谈抗日？如今流窜在陕北的红军已成强弩之末，我们拥兵数十万，又有大批新式飞机，只要上下一致，果断出击，便可将其全歼。今天已到剿共的关键时刻，当此共军即将覆灭、我们剿共的最后胜利指日可待时，焉能功亏一篑，致使功败垂成？这是关乎党国存亡的大事，是只许前进，不许后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这是东北军建功立业的好机会，希所部迅速行动！”

    张学良看到蒋介石态度仍是如此僵硬，想到他披肝沥胆，多次真诚相劝，此公竟无动于衷，不禁声泪俱下地说：“委员长，你的意思我懂了，只是怕难执行。听我这么说，你一定很生气，会认为我不服从你的命令。实际不然，自东北易帜以来，我对中央政府的决策一贯是大力支持的。但现在日寇正疯狂向华北和全中国进犯，意欲亡我中华，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作为一个军人，怎能坐视？所以我认为只有坚决抗日，才是中国的唯一生路。为抗日，我张学良是不惜牺牲一切的；全军将士也会奋勇杀敌，个个争先；但如打内战，就会怨声载道，观望不前，到那时，委员长就别怪我指挥不力，令出不行了。”

    起先，蒋介石见张学良流泪了，似有所动，但后来听他说“打内战怨声载道”，将会出现“令出不行”的局面，又无名火起，连连摆手说：“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了，我不愿听，不愿听！我多次讲过，日本和共产党都是敌人，都在要打之列，但有内外之别，应该说，内患危害之烈，更甚于外敌，所以我的决心是不能改变的。这是考虑不周或一时冲动吗？不，它正是从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的。当此形势对我们极为有利，最后消灭共产党和红军之际，谁如果以抗日为名，联而不剿，贻误军机，定将军法从事，这，唵唵，我可是毫不含糊的！”

    这天，张学良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要对蒋进行一次毫不妥协的“苦谏”，甚至“哭谏”的，如同两军交锋，各不相让，激烈的争辩持续了几个小时，但蒋的态度丝毫未变，最后他竟拍着桌子说：“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话已至此，张学良还能再说什么呢？事情很明显，根据蒋介石这种顽固的态度，想用劝说的办法使他回心转意，是很难办到了，所以此时此刻，真有点剑拔弩张，不闹个鱼死网破，看来是不会收场的。因为事情很明显，对张、杨二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