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份后，我便再也不能写出关于这篇回忆录的任何能让我本人彻彻底底满意的文字了。甚至，八月份的很长一段时间，那时已然古稀之中，耄耋不足的我，也只能拿着自己的钢笔，久久面对着空白的草纸，有时是一坐一下午，有时是一天，有时甚至吃罢晚饭，昏昏沉沉的躺在床上还在苦苦冥想，其实不过是空空浪费自己为数不多的时间罢了，因为哪怕是敲骨吸髓后才能在草纸上留下的一两行，一两页的潦草笔迹，在誊抄之时也绝会为我撕成碎片，在城南94公里半的垃圾处理场，和众多污秽在一起被烧成毫无意义的灰尘，排入贝尔河，或沉入河床，或流入大海。

    我明白，这不是我无话可说，而是，此时之我，面对着20-40岁时代的杂乱记忆，就如同，一个被充满空气的气球，其充实程度，已经到达气球承受之上限，无时刻不面对爆裂之可能。我渴望去表达，渴望去避免那种我所谓的因过分充实而导致的爆炸，然而，我现在面对的是用最细的金线一层一层又一层紧紧扎紧的充气口。寻找另一个出口，寻找另一个去表达的出口，是个艰巨的任务，也是个紧急的任务，留给我的时间，并不是很多。

    当我意识到问题就此从我特么该写什么变成我特么要去哪里寻找我表达的出口时，已然是九月份的尾巴，十月份的前奏了。

    九月末，准确说是九月三十日，上午七时四十四分，我在昨天的晚报，也就是今天的《共和国日报》的第一版头条看到了关于新铁路线开通的消息，那是我十几年来第一篇从报纸而不是别人耳中得知的新闻，长篇累牍的报道前三张，正反六页细细致致的介绍了本条铁路的重要意义；诸如，什么生命大贯线啊，极大改善沿路经济啊，甚至有极大提升民族自信心之类的云云；还有各地政府部门领导的评论讲话，工人施工之艰辛，建设之不易，甚至连一颗螺丝钉都给了一篇800余字的细致入毛孔的特写。

    不过，我最后找到了我想要的东西，在第六页最尾，靠近中线的位置，大约一十公分长，五六公分宽，独立于那篇报导的一块豆腐块里，我找到列车所有经停站点，我也明白了，我得以以同该报导描写笔法一般的细致看完它的原因——尼米南达。

    到那里去！必须到那里去！马上到那里去！而且再去之前，我应该去看看我的一位老朋友。

    伺候我最久的老仆人管家何塞·帕拉西奥斯本一直在阻止我，但是在我无可动摇的坚决前让了步。在我的要求下，他为我找到了我差不多10年没穿的藏青色呢料马裤，一双旧马靴，靴跟上的铜质马刺上竟然毫无绿色的锈渍。

    “何塞·帕拉西奥斯是个有魔力的人。”我的一个老熟人评价道。

    在他的帮助下，我费力的套上马裤，登上马靴，找到一件长款的薄料风衣后，我要求我的仆人为我租上一匹不是灰色的阉马。

    “殿下！”,他说“您在想什么？”，他加重了的语气并没有使我不快“您已经差不多10年没有骑马了，您要去哪里，我帮您租一辆安稳的马车好吗？”

    “请帮我租一匹牡马，”我说“不要灰色的！”

    我的老仆人出发后，我在书房里找到一张草莎纸，灰黄色的，

    我要带上什么呢？我还会回到曾经这个用来软禁我的小城堡（别墅）吗？

    我要带上我心爱的旧衬衣，我的马裤，我的三件风衣外套，他们都是细羊绒做的；我要带上我的猎帽，尼米南达附近的针叶林无论什么时候都是个打猎的好地方；我还要带上我的笔记本，里面有誊抄着目前我所有写下的文字；我要带上我的钢笔，它随着我签了那个时期几乎所有重要的战役命令和停战协定的名；尼米南达是个多雨多雪的地方，我得带上我的旧伞，我的雪地军靴，还有老朋友的地址，那是长字条夹在我的日记本里。

    剩下的东西呢？它们绝非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我对我自己说。

    在给老仆人留好清单后，我到楼下的房间里按照报纸上说的办法给负责售卖火车票的人打去电话，先把那个话筒和听筒拿起来把数字拨盘拨三圈，等待电话线那边传来遥远的声音，是个男人

    “您好！”他说

    我脑海中勾勒出他的样貌，25不到30，脸刮的白白静静，穿着一身藏青色的修身中山工服，带着同样颜色的大盖帽，帽沿正上方是一圈金色的细麦穗装饰，帽子正中还有它们公司的标志，哦对！他的胸口应该还挂着胸牌，上面是他的公司名字（我委实记不得我的电话是哪一家公司的了），下面是他的名字，巴比伦？阿尔卡蒂奥？还是洛伦索？…

    “您好？”电话那边又一次传来遥远的，仿佛有点不耐烦的声音，

    我赶忙说明来意，对方的言语带着一视同仁的亲切和一种冷漠的距离感，我脑海中幻想遥远的电话线另一端他的嘴角露出一个同样机械冷酷的微笑，

    “我将为您转接火车售票处，您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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