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过去大哥对他的教育与培养，如今，天各一方，怀念之情无法用言语形容。他起立向周总理敬酒时，竟至泣不成声，周总理也怆然泪下，大家怅惋不已。这时邓大姐举杯说：‘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周总理沉默一会儿，无限深情地对大家说：‘我流下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那时候是联蒋抗日，还是反蒋抗日，有争论。张汉卿说‘要抗日必须争取蒋介石’。主张联蒋抗日，他的爱国主义心情二十多年来，始终如一，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加怀念他！’总理的话情深意切，含义深远。”3

    但在那时，蒋介石并不因为扣留了张学良就减轻对西安的压力，他在1937年1月1日的会议上，虽然决定“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方略，以解决西北问题”，实际不仅没有撤兵，反而继续以重兵进逼西安。当然，这并不就意味着他真要重新发动内战（在给前防的电令中，他特别强调“应力避冲突；勿使接触。且总攻击令必须候中央核定为要。”），他的主要目的要造成一种大军压境的形势，以使西安内部发生分化，迫使杨虎城等无条件听命于他，并进而控制整个西北。

    然而，那时的西安，人们最关心的还是张学良的命运，他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谁也心里没底。杨虎城急于要知道蒋介石回南京后的动态，特别是张学良的安危，所以很想派人到南京去一趟，却又一时未找到合适的人。后来，几经考虑，还是觉得马文彦去比较合适，因为一来此人和于右任是三原同乡，深得于的信任，二来他可以通过于右任了解情况，所以决定派马前往南京。但马文彦最初有点犹豫，这倒不是他怕麻烦，或怕担风险，主要是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他曾代表杨虎城和陕西的群众团体去潼关挡过于右任以国民党政府西北宣慰使来西安的骂。那虽然是奉命行事（据杨将军谈，于这次是招降的，我们不受降，所以要给他吃个闭门羹），但总是个棘手的差事，因那次他对于右任很不客气，在潼关火车上的那个不欢而散的场面，他还记忆犹新：

    “西北宣慰团”的专列已抵达潼关，由于天冷，于先生食宿均在车上。他一到潼关就给杨将军打电话，让派车来接他，杨说：“我们不要任何人来宣慰，还是请你早些回南京去吧！”就在这时，我上了火车前来行见。于先生见到我吃了一惊，忙问：“是从哪里来的？”我说：

    “特从西安而来，有要事要见你面谈。”他似乎已觉察到我此行必有某种特殊使命，脸上神色显得有点紧张。就问我有什么事情？我说：“杨先生派我来向你说明，他对这个‘西北宣慰团’的到来，坚决表示反对。”于听后更感不快，我说：“杨先生的意思是，你如果要来西安，就请在潼关宣布取消你的‘西北宣慰大使’的名义，以个人身分前来。”于忿然地甩袖出了卧室车厢，顺手把门锁上了。这时，我心里忐忑不安，正在思索时，他又开车厢门进来了，但仍然一言不发。我发现车站上来了一些持枪的士兵，恐情况有变化，就问于先生：“我要走了，您还有什么话讲吗？”他看了看窗外，摇摇头，似乎觉得去西安已属无望，宣慰失败。我立即同他告别……4正因为有过这次潼关挡驾的事，所以对于杨虎城给予他的新的使命，他是有些顾虑的，这也正象他在回忆录中谈到的：“我担心上次潼关挡驾后于还在气头上，不会接见我。杨说：‘我们在南京除了于右任再没有熟知的人，现在情况变了，蒋答应抗日，释放政治犯，组织联合政府……周先生（周恩来）也说，前些日子挡于也好，不挡也好，于是搞新闻工作的，会做宣传。’我心中仍有顾虑，恐到南京后被于拒绝接见。其实于先生上次被挡潼关后，并未立即返回南京，而是在西安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蒋介石于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离开陕西飞往南京的消息后，他才于二十六日清晨七时许，偕同原班人马颓然离开潼关，二十七日上午回到南京的。我还在犹豫，杨将军又说：‘还是你去一趟好，有关方面也希望你去。你到南京见到于先生后先不要说别的事情，先拿出这个东西叫他看看。’说着，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铅印文件，我接过一看，原来是共产党的‘四项声明’。杨将军很有把握地说：‘他看了这些东西，一定要说话的。’说罢，请李寿亭拿来一个铁筒香烟，亲自旋开烟盒的铁皮盖子，仔细地把香烟取出，又把烟盒内一层厚纸取下来，轻轻地把文件叠好，紧贴香烟盒的周围，再把原来烟盒内的那张厚纸装进贴实，然后将取出的香烟重新装进盒内，盖好铁盖，才把它交给我，并让我乘当天的火车出发。

    “我到南京后，直抵于右任家，适逢他外出未归，我便在客厅里等候。一会儿，于先生回来了，果然上次挡驾的气尚未消除，见到我后他狠狠地问：‘你来这里干啥？’我说：‘杨先生派我给你送个东西，请你看看。’我从铁烟盒里取出那份文件交给他。起初他漫不经心地浏览着，越往后看，态度越严肃起来。他走到写字台前，打开台灯仔细地反复观看着，激动地说：‘我明白了，共产党是真正要抗日哩！“西安事变”的真正内容我才知道！’这时，他后悔当初为什么不以个人名义进西安看看呢！我趁此机会对他说：‘共产党要求抗日是真的，杨要求抗日也是真的。杨将军要求抗日，你在上海原是赞成的。’他说：‘我赞成杨虎城抗日，并没有同意他扣留蒋介石！’于先生没有刚才那么大的气了，我们便谈到蒋回来后的情况。他向我介绍，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只停了一天，就坐飞机到浙江去了，说是跌伤了腰骨需要休息，其它啥话都没说。至于蒋在西安同三方面达成的协议，答应抗日，释放全国的政治犯，组织联合政府等事情，于先生一点都不知道。于先生说，新闻界也封锁得很紧，连张学良送蒋回京后，现在在什么地方等均不知道。要不是杨先生派你送来这个文件，我们还都蒙在鼓里。’

    “第二天中午，于先生从外归来后兴冲冲地对我说：‘你带来的那份文件，今天早上在孙总理纪念周上宣读了！’我万万没有想到会在这样的场合全文宣读，而且只有十几个小时，共产党的‘四项声明’就在南京宣传出去了。于先生说：‘我昨夜看过这份文件，心里很受感动，深夜也不能入睡。我便想了一个办法，亲自用浆糊把那份文件贴在土地上，让它粘些土，再轻轻地揭下晾干。今天早晨，我请几位老人来看这个文件，并告诉他们，这是一个熟悉的商人，路过陕西农村时揭下来，带到南京送给我的。于是，我就请张继委员在今天的纪念周上把它全文宣读了。’于先生还告诉我，张继是国民党西山会议派，一向是坚决反共的，同时又是西京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由他宣读，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我问于先生张继读后有何反映？他说：‘张继认为“四项声明”讲得很沉重，很感人，看来，“起义在东南，成功在西北”。’其他人听后也都认为共产党是真正要抗日。

    “我速赶回西安，将南京一行向杨将军汇报，他听后大喜过望，非常高兴地说：‘办得好！办得好！’”5

    谈起于右任先生了解了西安事变的真相之后，对此一义举立即表现十分关注，他甚至使一向反共的张继也在大庭广众中宣读了西安方面的传单，终于打破了当时南京对事变真相的严密封锁，这确是难能可贵的。于先生为人耿直，廉洁奉公，热爱祖国和家乡，以后也一直深切关心张、杨两将军的命运，并为使他们获释而奔走呼号，作了很多努力，甚至1949年在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摇摇欲坠、蒋介石宣布引退的前夕，还不顾一切地再次向蒋介石提出了这个问题：

    1949年1月21日上午，蒋介石正式宣布引退。当日下午2时，蒋在黄埔路总统官邸召集国民党中常委临时会议，宣读他和副总统李宗仁的联合宣言，会场至为凄惋，c·c少壮分子谷正纲失声痛哭，立起大声疾呼：“总统不应引退，应该继续领导我们和共产党作战到底！”

    蒋以低沉声调说：事实已不可能，我已作出决定，马上离开南京。说完起身宣布散会，走出会场。这时，老态龙钟的监察院长于右任忽然拄着手杖离座追上前去，喊道：“请总统留步！请总统留步！”蒋稍停，身也未转地问道：“院长有何见教？”于右任说：“为了和谈方便起见，请总统在离开南京前，开恩下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释放了吧。”蒋介石一听，板起面孔，向于右任瞥了一眼，将右手一甩，提高嗓门说：“你去找德邻（李宗仁）去！”

    便加快脚步走出了会场。拖着一大把胡子的于右任，在众目睽睽之下尴尬地站在那里。大家只好面面相觑，相继散去。6

    由这段往事，也不难看到，于先生对真正对国家民族有贡献的人，以及对朋友，非常真诚、忠厚，而蒋氏对张、杨二将军则一直是怀恨在心的。所以当初对蒋介石扣留张学良，不但不撤军，反继续向西推进，以重兵威胁西安这些严重的事态，西安军民是强烈不满的，认为蒋氏背约，因而曾多次派代表与南京政府进行交涉，发表了不少严正的谈话和电文，如1月5日杨虎城会同东北军、十七路军众高级将领在联名向全国发出的通电中就再次血泪陈辞，正气凛然，要求蒋氏恪守诺言。电云：

    （衔略）客岁双十二之举，纯出于爱国赤诚，毫无私意，迭经电达，计邀洞察。当蒋委员长在陕时，虎城等追随张副司令之后，以《文电》所举八项抗日救国主张，反复陈情，深荷虚怀采听，允于返京后分别实行。张副司令暨虎城等，以为非全国一致抗日，决不足以救亡，而具备领导全国抗日之才德威望者，实唯我蒋委员长。何幸我蒋委员长熟审国势，详察舆情，对于张副司令暨虎城等所陈，不惟恕其冒渎，且更采其萏荛，此诚蒋委员长人格空前伟大的具体表征，亦即我国民族复兴之最大关键。凡我国人，均应公认张副司令只知爱国，纯洁无他，苟可救亡，粉身何惜，爰于蒋委员长面允所请之后，亲送入都，束身待罪，此种前史所无，世界仅有之伟举，自足以表其心迹之光明，凡有血气，能不感动！虎城等及所属二十余万士兵，无不以张副司令之心为心，但求能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效死抗战，为国家民族确尽一份对外之力量，则其他一切，均非所计，谓予不信，尽可求事实之证明。忆蒋委员长到京以后，曾令中央军队撤出潼关，而离陕之前，更有“有我在，决不任再起内战”之语。我国苦内战久矣，今得负责领袖出此一言，不独张副司令及虎城等亲聆之下，钦幸万分，即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闻之，亦莫不额手称幸，凡我袍泽尤应仰体领袖之意旨，而为一致对外之要求。乃正当蒋委员长休假返乡，张副司令留京未返之际，中央军匪未遵令东撤，反而大量西进，计有第六、第十、第二十三、第二十八、第七十九、第九十五、第六十、第十四、第一○三、第八十三各师暨教导总队等集结推进至潼关、华阴、华县一带，筑垒布阵，积极作作战之形势。更复时时截断电话，始终阻碍通车，以致群情激愤，万众忧疑。是殆欲以武力造急性之内战，而以封锁作慢性之迫胁，虎城等之愚，诚不知具何居心？竟持何理由？国危至此，总不应再有箕豆之争，固尽人皆知，苟有可以促成举国一致，枪口对外之策，虎城等无不乐于听命。若不闻土地主权之丧失几何，西北军民之真意如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唯以同胞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战而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张副司令既领罪于都门，虎城等以救亡为职志，而中央煎迫不已，便不免于兵争，则谁举内战之端，谁召亡国之祸，举世自有公评，青史自有直笔也。血泪陈辞，非敢悚听，举国上下，幸鉴愚衷，远锡教言，尤所企盼！

    杨虎城于学忠

    孙蔚如何柱国

    王以哲董英斌

    缪激流刘多荃

    同叩歌7

    为使张学良早日获得自由，杨虎城等还曾直接致电蒋介石，一方面对他特赦张学良表示感戴，一方面也郑重提出：“今张副司令虽已躬邀特典，尚未恢复公权，虽欲图功，安由自效。”还说：“张副司令一日不归，即西北军民一日不安。”

    现在看来，将军们为营救少帅，是费尽苦心的，也可说真正到了精诚所至的地步，但却未能金石为开。他们虽为军人，亦仍不免受到正统观念的影响，有时也显得有些书生气，或者勿宁说是过于真诚和善良，也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以为蒋介石既然出面保释，还算讲点良心，大概真的会让张学良返回西安了。

    实际上，他们还是想错了，因为就蒋介石来说，这完全是一种权术，是碍于国内外舆论反对内战的压力，以及为稳定局势而作出的和解姿态，怎么可以信以为真呢？那时蒋介石对于重开战端虽然不能不有所顾忌，但却也不打算轻易撤兵，他实际是要继续向西安施加压力，并用虚伪的和谈拖延时间，以观动静。在西安方面，自从张学良南京被扣后，局势也一直是动荡不安的，在军队内部的突出表现就是和、战之争。东北军中一部分积极支持张学良联共抗日的少壮派，力主只要蒋介石不放张学良回来，就同南京决一死战，西安与南京之间仍然是战云密布，十分令人不安。这次倒是蒋介石先采取行动了：

    “蒋介石……于一月九日派与南京方面有联系的东北人士王化一、吴瀚涛携亲笔信飞往西安，进行和谈试探。

    “王吴二人离京前，曾前往探视张学良。张学良认为战争可能一触即发，抗日力量将因此而受到损失，感到非常痛心。他嘱王、吴转告杨虎城和东北军高级将领，要巩固东北军内部的团结，巩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红军的团结，‘只要能精诚团结，我就能回去，否则我回去也没有用’。他除有亲笔信分致杨虎城和东北军将领外，并取出两份遗瞩交王、吴带往西安，一致家属，一致东北军全体将士，表示如果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他将自杀以谢天下，以明夙志。

    “……十三日蒋介石（又）派米春霖携甲、乙两种方案飞往西安，要求西安方面择一而行。两案主要内容如下：

    甲案：东北军移驻甘肃和陕西邠州以西的西兰路上；

    十七路军移驻泾、渭河以北地区；红军仍返陕北；中央军进驻西安，沿陇海路潼关至咸阳段驻十二个团；陕西省政府主席仍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

    乙案：东北军（包括甘肃的于学忠部）移驻安徽和淮海流域；十七路军移驻甘肃；红军仍返陕北；中央军进驻西安和关中地区；安徽省政府主席可委东北军方面的人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可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

    “米春霖并携有张学良十二日在溪口所写的致杨虎城和西安各将领一信，原文如下：

    ‘（衔略）弟今早同瑞峰（米春霖字）来溪口，为目前救此危局，勿为乱国计，商定办法二则，请兄速下最大决心，使委座及弟易收陕甘之局。关于改组政府及对日问题，准我等可在三中全会提出，公开讨论。关于两案，盼兄等速即商讨，下最后果断，如有意见补充，盼虎城派人，更盼来一军长。如兄等认此二案之一无问题，那就更好，盼即刻表示受命。委座告弟十六日为限。盼诸兄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

    “西安方面考虑结果，认为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要求张学良迅速返回西安，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均无从谈起。因此，杨虎城决定派当时在西安的十七路军驻京代表李志刚会同东北军选派的代表鲍文樾、米春霖前往南京正式进行交涉。

    “李志刚、鲍文樾、米春霖于十六日由西安飞抵南京，因蒋介石正在奉化休养，即于十七日转赴奉化晤蒋。关于西安方面要求张学良返回西安的问题，蒋介石说：‘他现在再三表示要跟着我学修养，跟着我读书，他自己不愿回去，你们也不要强迫他回去。’”……8

    人们对于那些摇唇鼓舌、言不由衷的人，爱用“阴阳怪气”来形容，我看用它说明蒋介石的这副腔调，是毫不夸张的。不过，作为领袖，竟然说假话（也正象李志刚所说的：“鲍文樾看到明明是蒋不让张回去，反说张自己不愿意回去，就很生气，对我说：‘我从此不再与蒋共事，也没有再同蒋谈的必要。’于是他就单独地先回去了。”9），竟然气量如此狭小，这确实不能不使人惊讶。鲍文樾为此决定终止他与蒋的会谈，并发誓从此不再与蒋共事。

    这以后，在西安虽有杨虎城鼎力千钧，为救张做了大量工作，更有周恩来力挽狂澜，极力维护西安“三位一体”的团结，使由西安事变而形成的抗日民主运动的新的革命形势，仍然保持着高涨的势头。但是，我们也不能不遗憾地看到，这以后不论是在南京还是西安，也都还有风波，有逆流，有动荡，事态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

    ……当潼关谈判正在进行之际，西安内部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下，在和与战的问题上发生了日益加剧的意见分歧。

    在一月的最后几天，主战派的活动更为激烈。二十七日晚，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人要求红军代表团派红军帮助他们打仗。代表团再三向他们解释，打仗对营救张学良不利，只要三方面团结一致，保持这个强大的力量，张学良总会回来的。苗剑秋听到代表团不主张打仗，就大哭大闹，说：“你们不帮助，我们也要打”，“是否你们看着我们让蒋介石消灭掉？”甚至威胁说，“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咱们就先破裂”，等等。孙铭九一面哭泣，一面在周恩来面前长跪不起。就这样一直闹到后半夜。最后，代表团答复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容我们好好商量一下，明天再答复你们。”

    ……三十一日晚，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分别代表十七路军、东北军和红军，在王以哲家中举行最高军事会议，最后决定和战大计。会议由杨虎城主持，于学忠首先发言。他根据当时内外夹攻、腹背受敌的形势，认为不仅不应打，而且也不能打。王以哲、何柱国都表示同意。杨虎城虽然派人和顾祝同谈判，但是没有放弃必要时不惜一战的打算，这时在会上既看到东北军方面三位将领都主和，也就表示十七路军仍愿与东北军一致行动，同意和谈。最后，周恩来发言说明红军方面的态度，大意是：红军方面原来坚决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以后东北军、十七路军两方面有许多人坚决主战，为了团结，红军曾经决定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两方面一致主战，红军也可以保留原来的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参加作战。这次会议两方一致主和，红军方面当然是赞同的。于是会上作出了坚决促进和谈成功的决定。

    ……但应德田、孙铭九等人坚决反对继续和平谈判，认为王以哲、何柱国主张继续和谈是想投靠南京政府，他们是“叛徒”，应该除掉他们。二月一日的晚上，西安街上出现了应、孙等张贴的“除j”标语。当日深夜，应德田、孙铭九等拟定了捕杀王、何的计划……

    当时王以哲卧病在家，于文俊率队闯进王家，在卧室将王杀害。何柱国和于学忠、董英斌等因事先避入新城杨虎城公馆，经杨保护，得免于难。

    当天下午，东北军代参谋处长邓玉琢拟就东北军、十七路军全线即日出击的合同作战命令稿送杨虎城、于学忠签发，一面用电话联系前方将领预作准备，但前方将领均不接电话。

    二月三日晨，东北军前线部队自动撤出渭南前线，渡过渭河开到高陵，刘多荃师且有一部掉转枪口，开回临潼，向西安方面警戒，声言为王以哲复仇。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闻讯，不知所措，惊恐万状。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尽可能减少损失，以利于团结抗日，周恩来一面对应、孙、苗的错误行为进行严厉的批评，一面与杨虎城，于学忠等商量，冒着袒护少壮派的嫌疑，派刘鼎把他们三个人送往三原红军驻地。杨虎城也在周恩来支持下，用军事力量迫使东北军卫队团撤离西安。这样，才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互相残杀。

    应德田、孙铭九等出走后，东北军部分老派将领刘多荃等将于文俊杀害，祭奠王以哲。事变后提升为一○五师第一旅旅长的青年将领高福源，对于西安“三位一体”的局面的形成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根本没有参与二·二事件，也被刘多荃下令杀害。

    红军代表团闻知王以哲被害，当即派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刘澜波去渭南，向前方将领说明中共对事件的态度，表示中共反对杀害王以哲这种错误行为。周恩来在王以哲家灵堂还未设好时就亲自率领代表团成员前往吊唁，使王以哲的家属和东北军老一辈将领深受感动。二月四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电唁王以哲家属，对王以哲在西安事变中“主持和平，力求统一团结，乃见恶于少数不顾大局之分子，遽以身殉”，表示悼惜。红军代表团和中共中央的态度对于稳定人心、扭转危局起了很大的作用。

    应德田、孙铭九等少数少壮派的鲁莽行为，造成了东北军内部的分裂，削弱了西安方面同南京谈判和营救张学良的实力和地位，其后果是严重的。

    二月三日，由于扼守东线的东北军刘多荃师自动撤退，敞开了西安的大门，中央军得以顺利进驻渭南。刘多荃并与缪澂流在高陵召开东北军军事会议，宣布接受乙案，全军东开。红军代表团曾努力劝说东北军方面接受甲案，仍留在西北与红军靠拢，以便将来共同东出抗日，东北军高级将领都不同意。

    二月四日，潼头谈判恢复，不久双方即按照乙案达成协议。

    二月五日，杨虎城、于学忠和西军将领发表和平宣言……表示“但求抗敌救国之策得以早日实现，对内固不惜最大之隐忍，对外更不计一切之牺牲”，决心“以张副司令之心为心，竭其全力，为国效死”。宣言还提出了关于恢复张学良公权、移防位置酌予变更、张学良返陕训话一次再行移防以及维持爱国民众团体、安置流亡人员等要求。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张学良曾于二月中旬写信给东北军将领，勉励他们“为国家努力杀敌，为东北雪耻复土，一切以国家为重，勿以学良个人为念”。他还托前去看望他的何柱国转告东北军将领保持与共产党的关系，他说：“我为国家牺牲一切交了一个朋友，希望各位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10

    张学良魂系长安，始终念念不忘他的十七万东北军将士，仍然深切关怀着部下的前途和命运。铁窗可以禁闭他的身体，但锁不住他那颗火热的心……

    --------

    12　邱秀虎：《张学良将军被囚琐记》，见《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出版。

    3　高存信：《白山黑水忆将军》，载《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出版

    45　马文彦：《记西安事变期间杨将军让我办的几件事》，载《回忆杨虎城将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出版。

    6　见《文摘报》504期。

    7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出版。

    810　《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9　李志刚：《奉命奔走和谈的经过》，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张学良传--被春天遗忘的地方

    被春天遗忘的地方

    1937年元旦刚过，浙江奉化溪口雪窦山中国旅行社经理钱君藏接到官方通知，说有人要来此住宿，命他停止对外营业。但何人来此，何时到达，却秘而不宣，直到贵客临门，他才知道，来者不是别人，原来是赫赫有名的少帅张学良！

    大家都知道，溪口是蒋介石的家乡，那里群峰叠翠，风景优美。但当局将张学良迁来，纯为此乃僻静之地，便于监管，而决不是让他来欣赏风景的。

    张学良是1937年年初，由国民党军统局用飞机押解到溪口的。他先是住在武岭学校，两天后迁往雪窦山。张学良被幽禁的第一个年头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这个远离南京、距离溪口镇也有十余公里远的深山里度过的。

    溪口是浙东著名的风景区，旅游区。这里山明水秀，景色宜人，有一篇题为《武岭乐亭记》的文章，对此地的湖光山色作了极为形象的描绘，语曰：“武岭突起于剡溪九曲之上，独立于四明群峰之表，作中流之砥柱，为万山所景仰……岭之上，古木参天，危崖矗立。其下有溪，流水潆洄，游鱼可数……隔溪之绿竹与岭上之苍松，倒影水心，澄澈皎洁，无异写真。”

    在溪口镇的西北方，大约十公里处，有一座海拨八百米的风光秀丽的高山，名叫雪窦山。它为什么起了这么一个颇富诗意的名字呢？原来此山有个千丈岩，飞瀑如雪，山鸣谷应，甚为壮观，“拔地万里青嶂立，悬空千丈素流分，共看玉女机丝挂，映日还成五色文。”北宋的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曾来此游历，并留下上述千古传颂的诗篇，据说此山的得名就与千丈岩的形同龙腾虎跃的雪白的飞瀑有关。

    雪窦山不仅峰峦叠翠，景色如画，名胜古迹也很多。雪窦寺是浙东名刹，也是我国佛教禅宗十刹之一。它始建于唐代，这里古树参天，建筑宏伟。在离此寺不远的西侧，即水基岩风景区，便是中国旅行社的所在地。它虽然并不是什么富丽堂皇的大宾馆，只是一栋两层楼房，内有一些客房和餐厅，但却小巧玲珑，造型美观，犹如一朵盛开的鲜花，掩映在林木葱郁的雪窦山畔。无疑地，对于那些富裕并有闲情逸致来此旅游观光的人来说，这当然不失为一个目迷五色、令人心旷神怡的境地。但对时时有军警特务严密监视的张学良来说，却丝毫引不起观赏的兴趣，置身在这与外界隔绝的深山里，不仅使他感觉愁苦，也更增添了他的孤寂感。尤其在他初到雪窦山的那些日子里，那把树枝吹得沙沙作响的寒风，那一声声哀怨怆凉的晨钟暮鼓，都常常使他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但张学良是坚贞不屈的，他没有被眼前的挫折压垮，没有一蹶不振，而是仍然想着他的十七万东北军，想着“三位一体”，想着西安；他仍然以大局为重，想着如何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想着抗战。在论及此一问题时，张魁堂指出：

    西北是张学良希望之所在，他本以为只要“三位一体”存在，不仅事变可以和平解决，他也可以获得自由（笔者按：根据当时的形势，只要西安“三位一体”很团结，用和平方法救张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个认识并不错）。后来由于东北军少壮派杀了主和将领王以哲，破坏了“三位一体”的团结，使救张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救张希望终成泡影，这原是很清楚的史实。但有人说，王以哲被杀之后“蒋介石最大的忧虑是少壮派得势把红军引入西安，因此决定立即释放张学良……后因获悉‘二二事件’已和平解决，于是蒋介石再次（据说第一次想放张是在军法会审之前，蒋预计西安不会轻易放回十多位军政大员和五十架战斗机，因此计划……让张回到西安，因西安爽快地交还了人质和飞机，所以该计划被取消）取消了释放张学良的计划。”1

    实际上，蒋介石早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后期，就产生了要把张学良弄起来的想法，一离开西安就通过祝绍周、戴笠等人对囚张进行策划；到南京之后，又对如何审张和“管束”张作了周密的部署，哪里会有释张的可能？这也正如白竟凡、鱼汲胜在《对“蒋介石曾两度打算释放张学良”一文的考证》中所说的：“至于说，蒋介石因为西安方面很爽快地释放了人质和飞机，便取消释张的计划，这只不过是一种推论。事实是张学良在西安机场时即嘱杨虎城放了被扣的中央大员……杨虎城于27日给南京军委会译转陈布雷电：‘有感电诵悉，辞修，慕尹等于本早分乘飞机，火车遄返矣，特复。’……杨虎城对大员问题的态度，蒋也知道，无论从杨的政治处境或军事处境来看，除放大员外，杨别无选择，因此蒋用不着以放张回西安去解决释放大员的问题，所以释张与放大员问题并无必然的联系。”至于二度释张是因少壮派闹事，后来取消释张，是因为“二二事件”已经解决一说，更难成立，这亦如白、鱼文章所谈的：“在舆论压力下，1937年1月27日，蒋介石不得不在致顾祝同转东北军将领电中伪言：‘关于汉卿出处问题，一俟移防完毕，口（余）可保证，必为负责请求，使汉卿出而效力国家，至于复权，更不成问题’……如协议顺利实施，则对蒋介石继续扣张发生舆论上的不利，因为蒋介石虚假答应释张的条件就是东北军移防，它是有电报文字为根据的，不好赖帐。蒋介石要坚持扣张，需要找到新的借口。恰在这时‘二二事件’发生了……蒋介石才得以‘孙铭九暴动’为借口而对释张的虚假诺言拒不认帐了……由于‘二二事件’，东北军老派不愿执行甲案而执行乙案，东北军东调，三位一体不复存在，所以营救张将军的力量削弱了，蒋介石才无所顾忌地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