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荫槐来到帅府，径入老虎厅内就座。这时，高纪毅同谭海率六名卫士持枪进入老虎厅，立即对杨、常宣布：“奉长官命令，你们两人阻挠国家统一，着将二位处死，即刻执行。”杨、常闻言，目瞪口呆，脸色苍白，一句话也没说出，当即由六名卫士分为两组执行。杨、常二人分别被两名卫士按住，一名卫士开枪，结束了他们的生命，血染老虎厅。

    接着，张学良按照已定的步骤处理善后事宜，连夜以长途电话向南京报告处死杨、常的原因和经过。他还指示高纪毅以军事法庭会审的形式公布杨、常的罪状。张学良又召总部参谋长荣臻和机要处长刘鸣九进府处理善后问题，责成他们写出说明杨、常伏法的两个通电，一个是向南京发的，一个是对东北军政界发的。高纪毅带领他们彻夜工作，通宵达旦。翌晨未明，张学良召集张作相、翟文选、王树翰、臧式毅、郑谦、孙传芳等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进府，说明杨、常事件经过。这些人闻言，惊愕万状，面面相觑，哑然无声。张学良命令郑谦草拟电报，正式报告南京，并布告东北各市县，安定人心。郑谦（总部秘书长）是杨宇霆的亲信，他心惊胆战，提笔沉吟，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过了片刻，郑将笔扔下，起身要走。高纪毅警告他说：“现在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都不能离开。”郑只得坐下，木然不动，仍未动笔。最后由刘鸣九执笔将电报稿拟好。这时开始将杨、常尸体从老虎厅用地毯包裹抬出，放到汽车上，送到南关风雨台姜公祠（杨宇霆为姜登选修的祠堂）装棺，并通知他们的家属和亲友吊祭。枪杀杨、常的第二天，高纪毅跑到水簸箕胡同郭松龄家，给郭松龄的父亲叩头说：“我们给茂宸报仇了！”可见郭的部下是十分痛恨杨宇霆的。张学良又把刘统带（即刘多荃）叫来，嘱咐他说：“你赶快去慰问杨大嫂、常大嫂，各送慰问费一万元。”张还指示部下，杨常被处死，不株连他人，“罪不及妻孥”。17读了上述几段文字，杨、常事件的概况，应该说比较清楚了。但对此事的看法却不尽相同，对张学良这一异乎寻常的举动认为可以理解和谅解的，说他做对了，清除了东北政权中的隐患，从此再无后顾之忧；对此有异议者，则深感遗憾，认为他做错了，甚至认为这属于军阀递嬗变迁中常有的现象，是一桩一时冲动的不该发生的杀人案。另外，围绕杨、常的功过是非，也有论争。如他们二人究竟是爱国者还是卖国者？究竟是才华出众的有功之臣，还是专横跋扈、暗结党徒、图谋不轨的罪人？究竟是张学良聪明自用、自毁长城，还是杨、常咎由自取、多行不义？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这里，笔者不想作仲裁，也无意对此进行更多的考证，那是历史学家的事。不过，有一点也是不可否认的，这便是张学良与杨、常的冲突决不是偶然的，这里既有远由，也有近因，既有历史的恩怨，也有现实的矛盾，既是日益明显的权利之争，也是思想性格方面的不可调和的冲突的表现，这也正象司马桑敦所指出的：

    ……东北军政大权的支配人，既然由老帅换了少帅，杨宇霆的存在条件事实上业已大大打了折扣。原因极简单，杨宇霆能够侍候好张作霖，未必能够侍候好张学良。

    老实说，张学良和他老子有相像的地方，也有不相像的地方。而杨宇霆的人物个性，正好是为张学良所最不喜欢的一种人物个性。

    比如：杨宇霆是善解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的一种人物。

    一九一六年，杨宇霆和郭松龄一同奉命代表奉军出席张勋在徐州召开的督军团会议，当发现这个会议实为复辟铺路时，郭松龄主张立即退出，而杨宇霆则不肯退出，结果，杨留而郭退。这里看出郭的书生气，而杨则就显得在政治上不太计较是非了。杨宇霆显然注重权变之术。在北京时，他反对奉军退守关外，主张要和国民革命军抵抗下去，并非他在政治思想上有所坚持，而是他相信奉军在南北各方矛盾之间，能有纵横运用的余地，认为奉军在关内仍有可为。这一点，张学良和他不同。张学良是从道理上，是非上，感到奉军已不可为，而且尤其不愿和国民党分庭抗礼下去。

    杨宇霆替张作霖经手办理对日外交和铁路交涉，在周旋于芳泽谦吉、山本条太郎、町野武马诗人之间，杨的手法是无视小节，不惜欺诈，老帅张作霖似乎感到颇为得体；但张学良似乎不欣赏这一套。老帅死后，杨宇霆在向南京妥协上和对日联系上，主张中有些软硬互见、忽上忽下，其目的要在左右逢源，这是一种纵横捭阖之策。但，在执意求定树立权力基础的张学良来说，这种摇摆式的主张，勿宁是一种绝大的困惑，等于要陷他于进退失据。这样的杨宇霆，绝不会取得张学良的欢心。

    杨宇霆又是一种上谄而下傲的人物。他侍候绿林出身的老帅，能甘于颐指气使，低声下气。如处理北京高等法院院长涉嫌贿纵鲍罗廷妻的案子时，杨宇霆曾当众高喊“大帅开恩了”等等，便了结一桩重案。但，一旦大权在握时，他又能排除异己，树敌结怨，毫不容情。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在整理奉军时，他就大胆的树立新派，把张景惠、张作相等老派人物都排挤在外；郭松龄叛张前后，他更利用老帅的信任地位，几乎把奉军中的讲武堂派都踩在脚底下。所以，当张学良怀疑杨宇霆携贰的时候，说杨坏话的，可能就有当年的老派人物。张学良告端纳有老帅旧属向他告密者，此中可能就是张景惠或张作相之流。据说，当张学良方在迟疑不定，不知如何对杨下手的时候，张作相便曾给他打气说：你是英雄之后，应该有种！

    至于郭松龄的旧部，更都恨杨宇霆入骨。杨宇霆被杀以后，相传参与执行枪杀的高纪毅曾说：这是替郭茂辰（郭松龄字）报仇，我当然义不容辞！此中便看出杨宇霆在人情上的重要缺陷了。

    京报曾评杨宇霆，抱有大志，清晨即起，不溺声色，这一点，杨宇霆和郭松龄有相像的地方。但，郭松龄讲原则，有强烈的是非观念，这就大不同于杨宇霆。而且，尤其重要的是，郭松龄的军中地位是靠张学良而起，而杨宇霆是靠老帅张作霖而起。所以，郭松龄有条件成为张学良言听计从的朋友，而且可以做之师，也可以做之友；杨宇霆则完全相反。杨宇霆纵然在张学良面前不倚老卖老，唯因其在老帅面前有过声势煊赫的前历，他就自然而然的在少帅面前，既不能做之师也不能做之友了。

    张学良之于郭松龄，是他正在渴于是非，渴于知识，渴于爱情的时候，所以，郭松龄能成为他个人的和事业的伙伴，但，现在的张学良所需要的是权力，而杨宇霆正好是站在这方面的一个重要障碍。18

    这些从实际出发的分析评论，无疑是客观的，颇有见地的。至于对这种作法不赞成、认为是一种杀伐，是其父“当年草莽天下时的余风”（见《张学良评传》）就未免言重了。是的，我们不文过饰非，或搞什么“为亲者讳”那一套，但也不过于苛求一个涉世不深、年仅二十七岁的青年；更何况从大的原则上看，应该说他的决断没有错，是把大局、把国家民族利益摆在了首位的。有人说，这时他实际已由封建军阀将领开始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了，这个问题的实质正在于此。论断不是没有道理的。

    看到这一点和看不到或不承认这一点，是大不相同的。

    从另方面看，从皇姑屯事件的爆发到东北易帜、枪毙杨、常，这在东北来说，确是个多事之秋，张学良任重道远，是不言而喻的。但也要看到，他并未退缩，也未压垮，而是沉着冷静，有主见，有魄力，特别是处理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时，还真有点运筹帷幄，力挽狂澜的大将风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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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6815　薛景平：《杨宇霆其人其事》，《沈阳文史资料》第十辑，1985年6月出版。

    217武育文：《杨常事件始末》，《沈阳文史资料》第十辑，1985年6月出版。

    4　荆有岩：《奉系军阀“惑星”杨宇霆事》。

    7　河本大作：《我杀死了张作霖》，载《沈阳文史资料》第一辑，1981年6月出版。

    9111213　1929年1月12日《新晨报》。

    10　《张学良将军资料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出版。

    14　刘润：《张学良真的掷过银元吗？》，载1985年1月20日《文汇报》。

    16　张沛汉口述，孙震、王维佐、郑连方整理：《十年戎马紧相随》中部分章节，载《东南西北》1987年第2期，原题为：《目击五十年前的两桩公案》。

    18　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香港〕星辉图书公司1986年7月出版。

    张学良传--“赵四风流”话短长

    “赵四风流”话短长

    提起赵四小姐，人们很自然会想起“赵四风流朱五狂”这句诗。这是怎么回事？原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军不战而退往关内，造成东北沦陷，引起国人不满，纷纷指责张学良“不抵抗”，当时广西有个名流马君武，还写了《哀沈阳》一诗，批评张学良，所谓“赵四风流”云云，就是那首诗中的话。作者由于不明真相，不知内情，委屈了纯属按照蒋介石不抵抗命令行事的张学良，放过了本当严厉谴责的推行不抵抗主义的蒋介石，这当然是欠妥的。不过，由此事却使原本默默无闻的赵四小姐，忽然名扬天下，使她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女子，竟然成为名噪一时的风流人物，则是马氏始料不及的。

    赵四小姐，如前所说，是由于那首尽管有些偏颇、然而却流传甚广、激发人们御侮救亡的爱国精神的诗，而大出风头的。不过，她的情况怎么样？她究竟是个怎样的女性，人们并不了解，有些从想象或想当然出发的人也许还会认为她必定是个搔首弄姿的妖艳女子，或者是个衣饰华丽、只知游乐的交际花吧。其实，正相反，赵四小姐是个道道地地的大家闺秀，是个纯朴而又心地善良的姑娘。她原籍浙东兰溪，出身于一个颇有名望的官宦之家。但她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天津度过的。在十五、六岁以前，她在天津上学，是个刻苦用功、成绩优异的学生。她父亲名叫赵庆华，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担任过津浦、沪宁、沪杭甬、广九等铁路局的局长、政府交通次长、东三省外交顾问等职务。但她母亲却是平民出身，是位贤慧、勤劳的妇女。这对她有着良好的影响。象她这样一位达官显贵的千金小姐，以后竟能数十年如一日地陪伴着身陷囹圄的张学良，忍受着世间难以想象的幽禁的熬煎和折磨，这需要有多么坚强的意志和勇气啊！显然，这绝不是偶然的，她本身素质好，有美好的情操，这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与母亲的言传身教，也是分不开的。不过，她的母亲也有她的不幸和辛酸，这也正象陆静嫣、李兰云、吴靖（她们都是赵四小姐当年的女友和亲属）三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在怀念她们的“失群小妹”赵四小姐的文章中所说的：

    我们小时都管四妹的母亲叫好姆妈，她待人好极了。

    四妹的父亲赵庆华老伯先娶好姆妈，生下大儿子后，又娶了一位名门闺秀。据说这位赵伯母在拜堂时，发现一旁有个男孩也在叩头，才知道赵老伯早已娶妻生子。照常理，后来的这位赵伯母应当是二太太，可是好姆妈的娘家门弟不高，反倒屈居第二位，从此无声无势。平日，赵家来客或请客时，常见赵伯母稍事应酬便和女牌友打牌去了，好姆妈则里里外外忙着招待客人，还从不怠慢我们这些小辈儿。如今回想好姆妈的为人与境况，我们很容易联想到话剧《雷雨》中的鲁妈。不过，好姆妈没有象鲁妈那样抛下儿子出走，而是忍辱负重留居在家，把全部心思放在抚养子女上。好姆妈生育了三个女儿和三个儿子——四妹和她的二姐、三姐、大哥、三哥、六哥。1

    也许正是母亲的美德，在她身上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吧，所以那时她虽然生活在灯红酒绿之中，却仍然不骄不奢，朴朴素素。平日里，她总是头剪短发，穿着一般女学生常穿的那种高领斜襟儿短衫，深色的裙子，蓝袜布鞋，只在节日或参加晚会时，才穿上比较鲜艳的服装。她爱整洁，不爱打扮，但由于她身材苗条，端庄俊秀，有一种象璞玉或水晶般的典雅、纯洁、玲珑剔透的天然的美，反倒愈加显得溢光流彩，楚楚动人，强似浓妆艳抹千百倍。

    赵四小姐于一九一二年出生在香港，|乳|名香生；又因为她刚巧诞生在霞光绮丽的早晨，父亲特为她取名叫“绮霞”。长大以后，她还有“赵媞”、“一荻”等名字。不过，那时在家里用这些名字称呼她的人不多，因为这一来是这些名字不是那么顺口，二来也是因为她兄弟姊妹多，她家有六弟兄，四姐妹，家里人对孩子们的称谓爱按年龄大小排行，因为她是四个女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所以家里的人都亲昵地称她香香、小妹或赵四。由于她是父母的老生闺女，人又格外灵巧，性情温柔，知书识礼，所以深得父母宠爱，视为掌上明珠。后来，她与张学良结为亲眷后，亦仍保持这种温文尔雅、朴实无华而又克勤克俭的美德。这也正如肖涵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一荻非常聪颖，她每到一地，就很快学会当地的方言。她原籍江苏（应为浙江——引者），从小生活在天津，说的是浓重的天津话。在张公馆里，她操一口地道的东北话，和傅学文（邵力子夫人）在一起，她就用流利的上海话和她交谈。陪同张学良将军到欧洲后，她很快又学会了英语。一荻很勤劳，尤工于女红。在她卧室里，到处放着从英国带回来的各种刊物，她只要看看杂志上的图案，就会在衣物上编织出相同的图案来。她利用一切空闲时间，手脚不停地编织，已织成整箱的衣物。2

    赵四小姐生在香港，但她对香港并没有什么印象，因为那时她年纪小，她只记得从她记事时起她们就家居天津了。是的，那时已是民国时代了，满清统治时闭关锁国的现象有了一些改变。但由于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各派军阀之间矛盾重重，所以仍是一个“大陆龙蛇起，江南风雨多”的年代。不过，那时天津倒还平静，这里在近代历史上虽然也是风云变幻，但与内地比，局势总还算稳定一些，加之地处京华要津，水陆交通便利，商业繁荣，所以在此居住的达官显要颇多。赵四小姐的父亲虽不能说位极显赫，却也名声不小，所以家里人来客去的应酬颇多。不过，对这些赵四小姐从不过问，上有父母、下有兄嫂和几个姐姐，都由他们照应，她是大树底下好乘凉，也落得个逍遥自在。

    那时，在天津居住的官僚政客以及他们的亲眷不仅人数多，而且大都沾亲带故，他们之间的交往和各种饮宴游乐也颇频繁。当时她的几个姐姐是常参加这些活动的，有时也想拉她去见见世面，她总以功课忙为借口婉言谢绝。那时她正在天津的中西女子中学念书，功课忙也是事实，但更主要的是她爱静不爱动，对那些活动不感兴趣。如果不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人生当中某些意想不到的机缘，终于打破了她那闭塞、狭小的生活天地，使她终于涉足社交界，并得以与张学良结识，那她的未来就将是另一番景象了。

    他们是不期而遇，偶然熟悉起来的。因为赵家的这几位姑娘虽然都生得艳姿夺目，可性格却大不相同。大姐已经出嫁了，二姐、三姐是开通的新女性，爱动不爱静，并特别喜欢跳舞，总是穿着入时的漂亮服装，经常出入社交场所。赵四小姐虽然也受到“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不愿恪守深闺，但表现形式却是不同的。她关心时局，喜欢探讨国家的前途、人类的命运，所以她喜欢读书，勤于反思，而对于社交、穿戴和各种游乐，却无兴趣。为此，她还常挨姐姐的骂，说她是个小傻瓜呢。后来，是由于姐姐们的再三鼓动，她才稍稍有些动心，多少改变了一下她那孤僻、单调的生活，偶而也出去玩一玩了。不过，看得出来，那是有点勉强的，就象个没见过多少世面的村姑那样，是怀着好奇而又迷惘的心情，作为姐姐们的不大为人注意的“小尾巴”，有时在社交场合偶而闪现一下，却又很快销声匿迹了。那时别说别人，就连她那见多识广的姐姐们也不会料到，这个无意表现自己、只爱啃书本和见了生人还不免有些羞涩的赵四姑娘，很快将会成为一颗明亮的红星！

    意想不到的机缘与转折终于出现了。

    这就是她与张学良的结识与相爱。

    关于他们的初识和交往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人们的说法不大一致。不过，在大的方面是比较接近的，这就是他们的结识是在1926年前后，地点是在天津，原来，“当时，北洋政府中有些达官贵人，嫌在北京过私生活有些拘束，便常溜到天津在交际场中品酒赏花，高歌酣舞，玩个痛快。一荻好奇，常到那里看热闹。张学良的天津私邸在旧法租界三十二号路五十四号，三层洋楼，颇为精美。惟无天井，如集聚多人开盛大宴会，未免狭窄难容。他有时路过天津也小作勾留。一荻经大姐绛雪（即冯武越爱人）介绍，与之相识。一个豆蔻年华，一个英姿飒爽，互相爱慕，结成密友……一九二八年一荻赴沈阳入学深造，天津谣传她已失踪”3。

    与此说一致、并对张、赵二人那缠绵悱恻的爱情作了更为生动细致描述的还有赵云声的《赵四小姐与张学良将军》，其中谈到：

    舞会开始了。一时间花香鬓彩，酣歌妙舞，双双对对，裙带飘飞。

    偌大个舞厅，唯一没有步入舞池的是一位年约十六七岁的窈窕少女。她静静地坐在大厅角落一张供休息用的圆桌旁，一边喝着茶，一边手托香腮，观看着人们跳舞。……她是随其姊姊赵绛雪、姐夫冯武越一起来看热闹的。

    赵四今天并没有象那些名媛贵妇那样，打扮得花枝招展，珠光宝气，她只是随意在紧身衣外罩了一件粉红色的百褶拖地纱裙，但这样一来，却变得更加醒目突出了。……

    赵四在姐姐的陪伴下，默默地坐在一角，喝着姐夫刚刚送过来的饮料。但她无论何时抬头，几乎都能感受到从舞池里流射过来的目光……赵四感到很讨厌。

    “姐姐，姐夫，我回去了。”

    绛雪刚欲开口说服赵四，这时舞场上突然荡起了一阵轻轻地马蚤动，人们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转向了舞厅的入口处。

    “你看，少帅来了！”

    ……张学良带着微笑走入舞厅，他摘下军帽，露出了一头油黑的长发。副官们连忙接了过去，并上前帮他脱去了斗篷，里面穿的是一身笔挺的白色西服，系着一条深底红条的领带，红白相映，越发显得英姿勃发，风度翩翩。

    赵四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以致姐姐绛雪领着侍者端来咖啡，她都浑然不觉。

    “少帅，怎么不认识我了？”

    一个穿着华丽入时、举止风马蚤妖冶的年轻女人正一摇一摆地迎上张学良……

    张学良望着她那故作娇媚的样子，眉头一蹙，抬手将她胳膊轻轻地推开说：

    “对不起，我有点事得出去一下。另外，我就便在这里正式声明，今后别总是少帅少帅的，请你们以后能真呼我的名字，或者干脆叫我的官职也可以，但就是不要再少帅少帅的，这种称呼我不爱听！”

    …………

    “姐姐，张学良为什么不愿意人家叫他少帅呢？”

    “他认为‘少帅’这称呼是由‘老帅’因袭下来的，有点近乎‘衙内’，会让人看低他，觉得他是倚仗父亲的权势，这是他最反感的。他主张人要自强自立，一切凭自身的才智！”

    听到这儿，赵四不禁对张学良肃然起敬，使她感到一种心灵的沟通……

    “好哇绛雪，你竟在背后议论我！

    绛雪连忙回头一看，只见张学良不知何时来到了他们身后，她慌忙站起来，冲着含笑的张学良，尊了一声：

    “军团长，您好！”

    绛雪一面恭敬地叫着，一面在桌下用脚踢了踢赵四，示意她快点站起来。

    赵四万没想到张学良会到跟前来，所以一时慌乱得很厉害。她怯怯地站了起来，脸羞得绯红，低着头只管抚弄着身上的裙带，嘴张了几下，却竟没有吐出一个字来。

    张学良刚才并没有发现赵四，直到赵四站起来，他竟被她那国色天香式的超人美貌所惊服了。……

    “绛雪，这位小姐是你什么人？过去怎么没见过？”

    绛雪见张学良发问，连忙趋前一步说：

    “军团长，这是我最小的妹妹，排行老四，名叫绮霞。

    因为她在读中学，从没到过这种社交场所……”

    绛雪说到这，转身冲着妹妹说：

    “绮霞，还不快叫军团长！”

    “少，少帅——！”

    赵四一开口，不知怎地叫出了张学良刚刚声明最反感的称呼，姐姐和赵四都有些紧张，可是张学良却毫不介意，相反地，他恭敬地还了一礼，说：

    “四小姐，您好！”

    舞曲又响起来了……张学良将手伸向了赵四小姐，微笑着说：

    “可以吗？”

    姐姐绛雪见张学良邀请赵四跳舞，她连忙走过去，刚想解释说妹妹不会跳舞，但她的话音还未及出口，只见赵四已默默地挽起了少帅的胳膊，双双飘入了舞池。4但关于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初识，也有另外的说法，这便是孙玉清的《张学良在台湾》、曹振中的《将军手拨乾坤转，淑女心期玉雪清——朱洛筠谈张学良夫人赵一荻》以及张德荣在《红粉知己——张学良和赵绮霞的爱情》中的介绍，前者说：

    张学良一九二八年时任陆军第三方面军军团长，经常来往于北平、天津之间，公余之暇常去由赵四小姐的哥哥赵道先任总经理的天津大华饭店舞厅跳舞，在那里与赵四小姐相识，并一见钟情。5

    曹振中文章则说：

    大约在一九二六年前后，绮霞的姐姐赵二和赵三已届成年，开始参加社交活动，出入交际场所。当时有名的交际场所是蔡公馆。蔡公馆的主人，是张学良三弟张学曾的岳丈，曾留学德国，颇有西洋派头，经常在府内举办舞会，放映电影，邀请天津大家子女参加玩乐。经常到此参加娱乐活动的还有绮霞的六哥赵燕生，我的哥哥朱海北，还有汤国桢、朱光沐、张学铭、张学曾和张学良等。其时绮霞年纪才十几岁，起先出于好奇，随姐姐去舞场观看，后来和张学良相识，很快成为朋友。此后有一年暑期，天津诗家眷属子女多去北戴河海滨避暑，张学良、赵绮霞在那里相会了，从此感情日益亲密起来。6

    张德荣对于张、赵之间这桩爱情轶事的记述，与孙玉清的说法比较接近，但也不完全相同，他写得更为淋漓酣畅：

    这天，赵氏三姐妹又来大华饭店跳舞。她们翩翩步入舞厅左侧的休息室，只见哥哥正同一位年轻的军官谈得热乎。

    赵道生见三个姐妹来到，忙起身指着她们向那军官介绍道：“张将军！请认识一下，这三位是鄙人的胞妹……”一一介绍过，又对三位妹妹道：“你们晓得他是谁吗？他就是我常给你们讲的少帅张学良将军。”

    张学良微笑着逐一同他们握手寒暄：“很高兴结识你们……”

    赵道生做了个请的手势说：“张将军，请坐了叙话。”

    大家各自在沙发上坐下来。侍者端上咖啡放在茶几上，躬身退了下去。

    赵道生看了张学良一眼，满怀敬意地问三个妹妹：

    “张将军是当代知名的爱国将领。为了反对日本对东北同胞的侵略和压迫，毅然拒绝了日寇高官厚禄的利诱，决心拥护国民党的‘中央政府’，现任陆军第三方面军军团长兼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张将军很喜欢跳舞。今日你们能结识这样一位舞伴，实在太荣幸了。”

    大家正说笑着，有人来请赵道生去接电话。赵说声“失陪”，起身出去了。这时，舞厅那边传来音乐声，赵二急着要去跳舞，拽了赵三告辞了出去。室内只剩下张学良和赵四。通过适才短暂的交谈，张学良注意到，赵氏三姐妹虽属一母同胞，风度气质却大相径庭。赵二和赵三衣着花枝招展，但妖艳有余，本色不足，给人一种轻佻放荡和矫揉造作之感。赵四就不同了，尽管淡妆素裹，不施粉黛，反而透出一种天然的美来，而此种天然之美给人的诱惑力，又是那种经过着意修饰的美所望尘莫及的。更给他好感的是，这位四小姐不仅举止文雅，性情温和，尤其思想开通，言语间每每含着强烈的忧国忧民之意味，实可引为同志了。这样想着，心灵深处蓦地涌起一股浓烈的爱慕之情。

    这时的赵四，虽只十五、六岁，却已到了女子情窦初开的时期。她见这位张将军果然英俊飒爽，结实健壮，眉宇间凝结着一种为常人所缺乏的勃发英气，特别是谈吐不俗，虽为军人，却无丝毫武夫的粗野之气，正是闻名不如见面了。更听兄长说他是位爱国将领，不自觉地将他和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联在了一起，愈加景仰，一股莫名其妙的情潮猛烈地冲击着青春的心扉，顿感相见恨晚。正想和他谈点什么，忽见对方那犀利的目光，正痴痴地盯着自己，颇觉羞赧，双颊立刻泛起两朵红云，忙又低下头，掩饰地用纤纤玉指捏弄着衣角。……7

    看来，上述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根据，具体情节虽有出入，而且也不排除其中的某些描述的传说性质，但从作者对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初识的心理和精神风貌的描绘来看，还是掌握分寸，严肃认真的。不过那时他们毕竟还是初次接触，彼此都留下了好的印象，算是认识了，其他问题还是谈不上的。特别是，那时候赵四小姐年纪还小，又正在读书，更不善于交际，跳舞常常是只跟姐姐或别的女友跳，连同男子跳舞（与张学良的一次跳舞算是例外）都还很不习惯，她哪会思虑什么儿女情长呢。而这一点却偏偏引起了张学良的注意：她那俊俏美丽的容貌，那乌黑深沉的眼睛，那闪动着蓝色光彩的秀发，那袅袅婷婷的身材，以及那显然还带有明显的孩子气的异常天真纯朴的个性，都使他久久难以忘怀。

    但最初也仅此而已，其它的事，还都不可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然而，时间长了，接触的次数多了，从正处于豆蔻年华的赵四小姐来说，感情不可能不发生变化。这首先表现在自从认识了张学良以后，她参加社交活动明显增多了，胆子也比过去大些了，不再那样羞怯、那样怕见生人了，比如她不仅敢于大大方方地同男子跳舞，而且与亲朋之间的一些青年男女也有了更多的交往。不过这些对她来说，总如过眼云烟，转瞬就全淡忘了，唯独仪表堂堂、开朗洒脱、一向对她彬彬有礼的张学良，却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是，那时他们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因为张学良重任在身，军务繁忙，尽管他爱玩，尤爱跳舞，但社交活动仍不能不有所减少。不过，只要有他参加，赵四小姐也总是要来的。她来不一定就跳舞，却仍旧喜欢当观众，并特别爱听张学良谈话，爱看他和姐姐们跳舞。他那穿着合体的白色西服的魁梧的体魄，那明朗、坚毅的脸，那剑一样的浓眉，那如清泉般清澈明亮的眼睛，特别是那生气勃勃、气宇轩昂的神态，都使她产生了一种新奇的仰慕之情。而自从有了这种似水的柔情，她就常常变得焦躁不安起来，希望能够经常见到他，同他跳舞，听他讲话。但当她冷静下来，却又暗暗责怪自己胡思乱想，因为对方对自己是怎么看的，她全然不知，如果他并无此意，岂不成为一厢情愿，自作多情吗？这，多不好意思呀！

    当然，赵四小姐也清楚，即使张学良也有此意，他们的交往，也还是会有不少非议和阻力的。因为张学良比她大十二岁，并且他早在十五岁时，就与比她大三岁的于凤至结婚了。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象张学良那样的家庭，是不足为奇的。当年的蒋介石，不也是这么小的年纪，就在溪口与年过二十的毛福梅结婚了吗？但作为赵四小姐这样一位大家闺秀来说，若是真的与他接近，同他交友，风言风语是少不了的，光是比较守旧的父亲那一关，就难通过。从另方面看，自尊心很强的赵四小姐，也决不是那种嫌贫爱富、贪图享受、甘心屈尊去做姨太太的女子。她之所以对张学良有好感，是因为她对张学良的才华和威名，对他作为一个著名的年轻的爱国将领的敬慕，是他那英武豪爽的风度吸引和感动了她，但是，对那些有损自己尊严的事，她也还是决不会去做的。所以有一个时期，她思想上很矛盾，一度甚至认为这完全是不可能的，而把这个念头置诸脑后，并尽量想把这个最早闯进她心中、使她最早受到一种新奇而又执著的情潮的冲击，并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初恋的甜蜜和痛苦滋味的男子，从自己的记忆中抹掉。

    可是，这说来轻巧，做起来并不容易。因为爱情这个美妙的、往往带有某种浪漫色彩的意念，是有它一定的特殊性的，人们一旦萌发了这种爱慕之情，想摆脱它或把它忘掉，那往往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有时甚至是物极必反，愈是压抑它愈是要强烈地表现出来呢！

    当然，话又说回来，如果张学良并无此意，或者发觉了她感情的变化，而疏远了她，这个尚在萌芽状态的爱情之花，也许会逐渐凋谢，印象会变得淡漠起来的。可是，使人忧虑的是，张学良也同样忘不了她！这说来也怪，以他那样的名望和家庭环境，与他有些交往的男宾女流不能算少，其中也不乏姿色艳丽的姣姣者，但对他来说，都不过是来去匆匆的过客，是从不往心里去的，唯独对于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