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神经失常，他在督署中跑来跑去，一会儿穿上军装，要亲上前线作战，一会儿换上便衣，打算率家逃难。那时，在他左右为他出谋划策的，只有杨宇霆，在外面代他支撑战局的，也只有吴俊陞、张作相等所谓老派，新派人物十九都在郭军中。张学良情知乱子大了，唯有跑到前线上拼命抗战，一直到郭松龄兵败身死之后，他才敢烦张作相、吴俊陞两人陪他到老帅面前叩头谢罪。”20

    在这个时候去见余怒未息的张作霖，老实说，确实还真得有点勇气。实际上，那的确也是意料中的事，张学良最信任、最崇敬、也是与他关系最密切的人，闹了这么大个乱子，他哪能不怒气冲天呢！

    关于张氏父子的这次会见，司马桑敦说：

    张作霖一见到张学良，立刻咆哮如雷，连哭带骂，拿出手枪，就要打死他儿子，哭着喊道：

    “你这个小子，结交匪类，闯下滔天的大祸，要老子命不说，真害苦了东三省的老百姓，不亏你老子还有几个换命的老弟兄，拔刀相助，咱们早就完蛋了，那能有今日！我不打死你这小子，对不起老弟兄，对不起老百姓！”

    张作相和吴俊陞连忙跪下替张学良求情说：

    “老帅若不饶了学良，我们不敢起来。”

    张作霖这才放下手枪，指着张学良骂道：

    “看二位大爷的面子，暂饶你的小命，从今以后，交朋友要谨慎，不准你胡作主张！”

    从此以后，张学良真的韬光养晦，尽量投其父所好而为。老实说，郭松龄之死使得张学良推崇的偶像幻灭了，他气质中那股待人的热诚也一时消失了，如今，他唯一的偶像，就是他的老子，他只有服从于这一个偶像。（21）

    司马桑敦先生对张作霖的记述是可信的，对张学良的评述也有道理，但却尚欠确切。特别是认为张学良经父亲这么一骂，从此便“韬光养晦”，对张作霖言听计从，并产生了很大的幻灭感，似乎自此便消沉下来了，这恐怕与事实并不完全相符。是的，郭松龄之变，在他思想上尽管是非常同情的，但却也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忠孝难以两全，张学良给郭松龄的信说得最为明白：‘承兄厚意，拥良上台，隆谊足感。惟良对于朋友之义，尚不能背，安肯见利忘义，背叛予父。故兄之所谓统取三省、经营东北者，我兄自为犹可耳，弟虽万死，不敢承命，致成千秋忤逆之名。君子爱人以德，我兄知我，必不以此相逼，兄举兵之心，弟所洞亮，果能即此停止军事，均可提出磋离，不难解决。’”（22）

    从张学良这封措辞委婉的信中，人们分明看到，在公与私、忠与孝，以及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方面，固然反映出他的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他对郭氏举兵的理解与同情，也情不自禁地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他提出的停止军事行动，用磋商的办法来解决争端的建议，也都是从以大局为重、同时也是从爱护郭松龄的角度出发的。最后当他得知和谈不成，而不得不“自己人打自己人”时，他是很不情愿地走上战场的。而当郭氏兵败被俘、眼看生命难保之际，他又极力设法营救，甚至不惜冒着很大的风险，准备送郭出国，可谓仁至义尽矣。然而，事与愿违，当张学良这一切努力均告落空时，他是无限痛惜的，致使他“感慨多端，不免藉物消愁，同时夜以继日的奔劳，于是藉刺激为使精神振奋，因而为阿芙蓉所染。”

    （23）这也有力地说明，这件事对他是一个多么大的刺激！

    但张学良并没有消极，痛定思痛，他从悲愤中奋起了！这也就是说，郭松龄的“血并没有白流，张学良又走上了郭松龄之路，而且走得更远。张学良用‘兵谏’影响乃父，促使张作霖逐渐生长反日反内战的趋向，用武力制止了杨宇霆穷兵黩武的道路，完成了郭松龄未完成的遗志。历史辩证法的道路，简直使人眼花缭乱，惊叹不已。”（24）

    是的，郭松龄之变是被平定了，但它的影响却是积极而又深远的。有人以为经过残酷镇压，就不会有人再存二心了，实际不然，觉醒了的志士仁人是不怕压的，他们不仅不会被屠杀所吓倒，压力反而会成为新的更激烈的反抗的动力。同郭松龄一样具有民主思想的爱国军人张学良，这个奉军中的新的郭松龄，不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中国现代革命历史上掀起了更大的波涛、创造了更加引人注目的光辉业绩吗？！

    --------

    11314　杨大群：《东北王世家》，春风文艺出版社1984年10月出版。

    2　任松、武育文：《郭松龄》，载《郭松龄反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

    3　武育文：《郭松龄将军传略》，《沈阳文史资料》第十辑，1985年3月出版。

    4　司马桑敦等著：《张老帅与张少帅》〔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12月出版。

    5　李坚白：《东北国民军总司令郭松龄事略》，载《郭松龄反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

    6　常城主编：《张作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出版。

    7820（21）　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香港〕星辉图书公司1986年7月出版。

    9　王之佑：《张作霖击败郭松龄之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

    1015　赵毅：《郭松龄的崛起》，载《郭松龄反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

    1117　何柱国：《郭松龄反奉失败原因之我见》，载《郭松龄反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

    12　《在滦州誓师反奉通电》编者注，载《郭松龄反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

    16　殷汝耕：《半载回忆录》，1926年7月—8月《满洲报》第一版连载。

    18　硕夫：《郭松龄失败之重大意义》，《向导》140期。

    19　武育文：《郭松龄将军传略》，《沈阳文史资料》第10辑，1985年6月出版。

    （22）（23）（24）　张德良：《千古功臣张学良》，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学术论文，未刊稿。

    张学良传--皇姑屯风云

    皇姑屯风云

    1928年春天，当时坐镇北京、做了中华民国陆军大元帅和安国军总司令的张作霖，由于内政、外交陷于绝境，致使北洋军阀的这个末代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就在这一年的四月初，国民党南京政府以实现国内统一为名，调动蒋、冯、阎、桂所辖的第一、二、三、四集团军，沿京浦、京绥各线北开，向张作霖在河南和京津地区的防地进逼。面对北伐军咄咄逼人的攻势，奉军三、四方面军军团长张学良、杨宇霆认为对方兵多将广，且又是胜利之师，与之对抗，是不明智的，主张因势利导，退兵言和，并一再向张作霖进谏，以便保存实力，免生后患。张作霖经过再三考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发表了主张和平的佳电，表示愿与国民军息争对外，退兵休战，一场眼看又要爆发的更大规模的战争制止了。这本是好事，不料却引起了日本人的不满，驻京津一带的日军，连日来调兵遣将，企图以武力阻止国民党军队北进。但由于张作霖的撤退，加之美、英等国也暗中支持国民军的行动，所以日本人也无可奈何。

    但是，日本人并未认输，军事行动失败了，就转向外交讹诈，声称，他们允许国民军进驻平津，但必须平静地交接，不得诉诸武力；对张作霖，则由日本驻华公使芳泽递交了《觉书》，促其撤回东北。但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让张作霖继续统治东北，而是计划在张退返东北的途中，迫令奉军交械，解除武装，逼张作霖下台；或者把他作为傀儡，而由他们作为东北的实际统治者。日本在《觉书》中狂妄宣称：“中国动乱行将波及京津，满洲地方亦有蒙受扰乱之虞。大日本帝国具有维持满洲治安之责任，一旦发生事故，帝国即将采取有效措施……”

    从这杀机毕露的言词来看，日本当局对张作霖已不再抱什么幻想，这个所谓“有效措施”，不就是表明，如再不听他们的，他们就要诉诸武力，甚至不惜要用暴力手段干掉张作霖吗？

    人们也许会问：张作霖原来同日本人的关系不是一直挺好吗？怎么会闹到这种地步？实际这是不奇怪的。不错，长时期以来，张作霖与日本人有交往，他在建立东三省政权、两次直奉战争、以及打败郭松龄等重大事件中，都曾得到过日本人的支持。而日本人其所以如此卖力地讨好对方，说穿了，不还是为了要确保他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和特殊地位吗？但由于日本人贪得无厌，需求无已，而张作霖又是从征战杀伐中起家的军阀，不甘心受制于人，任人摆布；加之，北洋军阀体系的瓦解，北伐大革命的兴起，以及日益发展的工农运动的冲击，都不能不使张作霖的独立性的观念日渐增强，对日本人的态度开始变得强硬起来，看到日本人对中国如此傲慢无礼，也很不满，常气愤地说：“日本人也太霸道了，他们已经得到了那么多的好处，还不满足，还在到处伸手，连中国打回仗，他们都要干涉，也管得太宽了，这两年我张某虽然运气不好，可我手里还有几十万军队，他们休想骑在我的脖子上拉屎，我老张也不是那么好惹的！”他觉得日本居心不良，对《觉书》想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但张学良和他的顾问们则认为，对此不能意气用事，对日本人的指手划脚可以拒绝接受，但他们提出的关于撤退东北的要求，还是必须认真对待的。他这才同意召集会议，研究《觉书》，共商对策。

    经反复会商，张作霖和他的谋士们认为，北京政府的局面确难继续支撑了，采取退回东北的策略是明智的。当然，这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不能由日本人指挥，所以他们于5月25日发表《北京政府正式宣言》复照日本政府，指出：东三省及京津地方均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对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济南惨案，则予以谴责，提出“勿再有不合国际惯例之措置”。当然，他们对日本也还留有余地，如在照会中也表示，他们将考虑日方要求，准备撤回东北。

    当时，日本的这个蛮横的《觉书》，也曾递交南京政府，可那时正热衷于与日本拉关系的蒋介石，哪敢同日本人交锋呢，所以对此露骨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竟也装聋作哑，一声不吭，只悄悄致电南京在日本的官员张群，让他转告日本政府，说什么“嘱作霖及时下野，自动退出京津，移驻关外，则全国之统一可不用兵，更何须出兵远征？”南京政府为了掩人耳目，后来虽然发表了一份有关《觉书》的对日照会，但用词婉转，软弱无力。这样一来，也更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他们对张作霖软硬兼施，勒索敲诈，以便在东北取得更多的特权，并尽快实现其占领满蒙的计划。原来，日本政府早在1915年，就曾与袁世凯的北洋政府签订了臭名昭著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这当中有七条是霸占东北的内容。后来，段祺瑞又与日本勾结，搞了西原借款，其中有个交换条件，即中国需承认日本有权在东北修筑四条铁路。但由于中国人民始终强烈反对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二十一条和西原借款都未实现。但日本人并不死心，前些年他们之所以支持张作霖，目的还是想把二十一条和西原借款中一些条款变为现实。而这当中，他们最关心的就是东三省的路权问题，他们要垄断铁路修建权。张作霖和张学良却要打破这种垄断，自办铁路，先后修了奉（天）海（龙）路和大（虎山）通（辽）路，日本人对此大为不满，张氏父子不予理睬。后来，日本人要求修吉（林）会（朝鲜会宁）等路，张作霖也总是含糊其词，能推就推，能拖就拖，致使日本吞并东北的计划无法实现。不仅如此，连1928年3月，张作霖为从日本人那里得到军费、与日军签订的《吉敦铁路延长垫款合同》，因后来决定不再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也单方面把这个合同取消了，并还有企图摆脱日本人、欲与英美等国联系、寻求新的出路的意向，比如“他热心开始与英国、特别是与美国人交往，在他自己身边引进美国军事顾问”，并吸收美国银行投资，提议让美国人在东北修筑铁路等。这就更加激怒了日本人。以致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等漏夜晋谒，几番拜访，试探之不足，复加以威胁，提出种种无理要求，把张作霖也惹得火冒三丈，二人唇枪舌箭，发生了激烈冲突。张怀英（张作霖的二女儿）如今还清楚记得：“从北京出发前，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还找我父亲签字（签定‘日张秘约’，即履行郭松龄倒戈时所允诺的条件），谈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这事在成玄的《张作霖演义》中也有记述，据说作者早年有机会接触到张家父子，并广泛搜集了有关资料，虽为演义，但是在忠于史实的基础上写出来的。下面，我们姑引部分片断，权作了解这段历史的一个参考材料。书中载道：

    正在反日运动高涨之际，芳泽又来会见张作霖，气势汹汹地问道：“满蒙形势日趋混乱，阁下怎样对待这一问题？”

    老张说：“老百姓这样强烈地反对贵国，我嘛，我只能觉得很遗憾。”

    芳泽说：“阁下应该断然加以制止才对。”

    老张说：“我看，我们的谈判暂停一下，事情也就可以平息了。”

    芳泽面色不悦：“这么说，阁下不是有意姑息这次暴乱吗？”

    老张也沉脸说：“请不要误会。现在老百姓很不好对付，如果强行制止，恐怕事态越闹越大了。”

    芳泽以威胁的口气说：“此次田中首相决心解决满蒙诸悬案，如果再行拖延，恐怕大大有碍我们的‘友好邦交’，对阁下也大大不利！”

    老张眨眨眼，故作糊涂：“唔？还有许多悬案？这我不很清楚。既然是东北的问题，就请阁下先回奉天，与交涉总署谈谈吧！”说罢端茶送客。

    芳泽捋捋小胡，冷笑一声：“阁下这样缺乏诚意，本公使非常遗憾！”说罢愤然离去。

    日本人见张作霖居然态度强硬起来，当然不能就此罢休。但一时却也无可奈何，只好把这一次谈判暂时停顿下来，另作打算。

    北京政府反对日本干涉声明发表之后，芳泽立即通知张作霖，约定当晚会谈。老张料到一场当面冲突已难避免，为了故示镇静，晚饭后他邀来梁士诒、李宣成等几位客人，在纯一斋里打牌消遣。麻将刚打过两圈，承启官进来报告：“芳泽公使来拜访大元帅，现在大客厅等候。”梁士诒等把手中麻将推倒，站起身说：“雨帅有重要公事，我们改日再玩吧。”老张挽留说：“我和这个日本鬼子没什么可谈的了，应酬几句就完，回头咱们接着打。”

    芳泽在客厅等得很不耐烦，暗道好个张作霖如今连外交礼貌都不讲了。半晌老张才慢慢腾腾地走了进来，点点头说：“对不起。”

    会谈开始便针锋相对。芳泽沉着脸说：“阁下发表的声明，本公使深感遗憾。”

    老张白了公使一眼说：“贵国政府发表什么觉书，也让人很不痛快。”

    芳泽说：“帝国政府的警告完全必要！”

    老张说：“未免管得忒宽了吧？”

    芳泽摇着头说：“阁下如不反省改变态度，继续与帝国合作，恐怕后果很不好吧？”

    老张说：“我从前和你们合作得够多了！谁吃亏谁占便宜都心里有数，我是打落门牙合血吞！”

    芳泽龇牙一笑：“正因为阁下曾和我们合作得很好，所以十分关心此次战乱，对双方发出警告。”

    老张说：“好个双方，连我也被警告了，这还算什么朋友！”

    芳泽说：“请不要误会，我们对阁下是友好的劝告。

    因为大势已难挽回，为使战乱不波及满洲，为保护贵我双方的权益，阁下只有撤回关外才算明智。”

    老张说：“你们说得容易，仗还没有打完，我能白白认输吗？”

    芳泽冷笑：“阁下应该清醒些，你们能打过北伐军吗？”

    老张大脖筋突然一蹦：“这不劳邻居操心。打打看吧！

    打不过他们，我再撤回去也不晚。”

    芳泽一字一板地说：“到那时只怕你过不了山海关了！”

    张作霖把脸涨得通红，不觉拍拍桌子：“这是什么话！

    关外是我们老家，愿意什么时候回去都行，谁还敢拦路不放吗？”

    芳泽摇着头把手一摊：“好了，好了，先不谈这些了。”

    他从文件包中取出那份郭军反奉时张作霖与关东军代表签订的“合作”密约，放在桌上往老张眼前一推说：“趁阁下还在北京之际，请把这份由您个人签署的条约，改为北京政府签署的正式条约。没法子，时间不多了，务请马上办理！”

    老张把密约拿在手中，眨着眼说：“不要急，先放在这吧！”

    芳泽见老张又要推拖，顿时脸色发青，拍着桌子再作威胁：“你这样态度不行！现在本公使代表帝国政府，正式向你们提出另一严重事件！”

    老张把眼一翻：“又是什么事件？”

    芳泽说：“张宗昌的队伍在济南杀死五十多大日本侨民，张是你的部下，你必须对这一事件负一切责任！”

    老张勃然大怒，霍地由座上站起把手中的翡翠嘴旱烟袋猛往地上摔去，顿时磕为两段，声色俱厉地指着芳泽鼻子说：“岂有此理！这件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空口一说，我他妈负个吊责！”说罢丢下芳泽，怒气冲冲走出客厅。芳泽向门前赶了两步，咬牙切齿地大喊：“张君，你可不要后悔！’

    …………1

    张作霖这一顶，就把日本人彻底得罪了，早就对张作霖失去信心、想要甩掉他的日本朝野，闻讯大惊。尤其是与张作霖素有矛盾的日本关东军和其中的少壮派，更加难以容忍，他们早就认为芳泽和东京的官员对张作霖太软弱，不赞成只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而是急于出兵占领东北，不许任何军队再进入东北，这也包括张作霖的部队。但张作霖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又决定要返回东北，这样矛盾就更激化了。而从日本政府来说，则认为张作霖对他们不仅成为无用的人，而且还是个潜在的威胁，所以对于关东军准备用非常手段来对付张作霖一事，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

    对于日本人可能会制造事端，以阻挠他撤回东北的计划顺利实现这一点，张作霖不是没有想到。但他最初之所以还有些恋栈，倒还不是因此之故。那主要还是因为他当时的“安国军政府”，在那会儿还是权倾一时，实际是代表中华民国行使总统权的，他虽名为大元帅，其实就是大总统，这个荣耀的得来，并不容易，要让他拱手让出，他怎么舍得呢！

    在这个节骨眼上，是年轻的张学良洞察幽微，沉着冷静，认为保存实力是比什么都重要的，所以力主息战议和，退兵关外，而且行动愈快愈好。张作霖如果听从了儿子的建议，不是犹犹豫豫，而是抢在日本人阴谋付诸实施之前赶回奉天，这一震惊中外的谋杀案也并不是不可避免的。遗憾的是，他过于自信了，总认为他有几十万军队，日本人虽然可恶，但还不致于会直接谋害他的性命。所以，他总是忠言逆耳，不把这当回事，认为谁想打他的主意，并不是那么容易办到的。在几经犹豫之后，终于同意离京返奉了。但却坚决反对改变返奉路线。他错误地认为，明人不做暗事，他并不是被打败了，而是为了国内和平，主动返回东北的，所以他不能灰溜溜地走。当然，若认为他心里很踏实，毫无一点顾虑，那也不是事实，可惜的是，他的释疑不是靠科学地分析判断，而是把宝押在虚幻的占卜和运气上（“他非常迷信，逢有大事必卜卦决疑。这次回东北也是如此，找来在府右街的他所信任的卜卦之士张半仙摇卦，以选择出行的良辰吉日。张丰仙说当日下午七时动身为吉时，张作霖毫不思索就决定当晚即1928年6月3日下午7时离京返奉。2张作霖是六月三日离开北京的，这无分歧，但他究竟是几点动身的，却说法不一此为一说；另外也有不少人说是半夜或“六月三日凌晨1时15分”3等），怎么会不出问题呢！

    在离京前的一天晚上，张作霖与儿子曾有一番不无隐忧的不同寻常的谈话，把张氏父子，特别是张作霖的心态，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了：

    ……张学良先把关内各派势力说了一遍，摆出不退出关外的利害关系，并分析了美国、日本在明争暗斗，他们都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之势。

    张作霖听着，捋捋胡子说：“难道说他们尖，我们傻，我们肚里比他们肠子弯弯少，我们在军事上有足够的力量。”

    张学良这才凑近说：“知彼，还要知己。大帅，我们的军心不稳，有动摇。”

    张作霖再也坐不稳太师椅子了，双腿一弹跳下地说：

    “咱爷们这棵大树还撮着，猴孙就要散吗？！”

    张学良把两手一掐拢说：“眼下国民军、北伐军牌子挺亮，对我们冲击太大，如果我们退回关外，东北这块地盘就是一个圈。”

    “我懂！小六，咱们爷们有不得不出关的苦衷。我不离京，一切妥协和其他事件均无从说起，对头吧？”张作霖说完直叹气。

    张学良连连点头……

    张作霖又叹口气说：“这走要有个走法。”

    张学良说：“齐恩铭曾有密电，称‘老道口日方近日来不许行人通过，请防备！”

    “这里离总站很近，是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点，我看日本人不敢在这里胡闹。”张作霖又吸口气说：“最近收到密探的情报，日本人可能要对我采取行动。”张学良表情严肃地说：“日本人狡诈多端，不能不防。”张作霖沉思片刻，说：“日本人惯于诡诈，真的加害，谅其也不敢。”

    说着，他撸起袖子来。

    爷俩研究了回奉天的路线。张作霖随手拿起一张纸，一扯两半，用红笔分别在上面写了“汽”和“火”，然后揉成两个纸球，在手心里摇摇，扔在桌子上，笑着说：

    “讨个吉利！”可他并没有立刻拣起纸团。原来他打算乘汽车取道古北口出关，可公路坎坷不平，一路上要吃很多苦，怕受不了；乘火车又怕发生意外……他用手指把两个纸团扒拉得直打转转，抓起一个纸团，慢慢地展开一看，字在背面。他没有立刻翻过来看，而是轻轻地把纸往桌上一拍。

    张学良伸手把纸翻过来，一看是“火”。老子伸手拍拍儿子的肩膀说：“就这么定了，火车走！”4

    照说，卦卜了，字也测了，张作霖可以放心回家了，怎么心中还有些不安呢？是不是他有了什么不祥的预感？这他没有同任何人谈过，而且不久就遇难了，所以这恐怕是很难说清的。不过，有一点则是清楚的，即尽管有风险，而他却无意改变初衷。可张学良就不同了，对父亲的决定他虽然没有再多劝阻，但却仍然很不放心，他始终认为，父亲是不应该坐火车回去的，而应改乘汽车，并且轻车简从，由不大为人注意的古北口出关，取道热河，秘密返奉。这条路线是在奉军控制之下，这样人虽辛苦点，安全是有保障的。可张作霖却觉得这样未免太小家子气，他不想给人造成他是被人家赶走的所谓败军之将的印象，所以不管谁劝，他都听不进去。当然，他也作了防备的，如多带卫士，增岗加哨，严加戒备等。另外，行期保密，如对外说是6月1日动身，实际是6月3日才启程，并不断变更车次，究竟什么时候到达沈阳，并没有个确切的时间。

    然而，很遗憾，这种种防备都已经过迟了，因为日本关东军早派特务潜入北京对张作霖进行严密监视了，他的一举一动日本人都了如指掌。

    但张作霖却还蒙在鼓里。战争的失利，形势的逆转，使他的撤离笼罩着一种冷清和不祥的气氛。但爱讲排场的张作霖还是不忘前呼后拥，还总想即使是引退，也总要走得气派一些，所以他的专车浩浩荡荡，共挂有二十多节车厢，他本人携眷乘坐的是前清老佛爷——慈禧太后的豪华花车。据张怀英老人谈，那花车车箱内，“装潢极讲究。一间大客厅，一间大卧房，车内全用金黄铯丝绒装饰、窗帘、座椅皆为黄铯。当时马夫人随行，在卧房内为父亲烧烟泡”。为安全计，花车特意编排在整个列车的中部，前后方的车厢，坐满了随行人员和全付武装的卫队。为防不测，在火车前面，还特设置了压道车，谁想在路轨上做手脚，也是很容易发现的，真可谓严加防范，周密布署，想得够周到了。但也正象俗话所说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或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如果有人处心积虑要对某个人进行暗算，有时确实是防不胜防的。

    原来，就在张作霖准备退回东北时，以村冈长太郎为首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谋杀张作霖的“皇姑屯行动”绝密计划也正在加紧策划中。最初，他们是准备派一个叫竹下义晴的参谋去北京刺杀张作霖。也就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河本大作，获悉这一特殊使命后，河本似乎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对竹下说：“最好不要干没有用的事情，万一失败了怎么办？在华北方面，果真有能够完成那样大胆谋略的可以信赖的人吗？很不放心。万一（搞糟）的时候，如果不让国家和军方承担责任，而只以个人的责任来结束的打算办不到的话，那么虎视眈眈的列国一定认为好极了，不知会怎样乘机指责呢。让我干吧，别无他途。你若是去华北，要一直径去北京，详细侦察张作霖的行动……通知我就行。”

    河本大作谋刺张作霖的绝招是炸车。

    竹下义晴到了北京后，很快便将张作霖将乘火车返奉的计划电告河本，河本立即行动起来，炸车地点他最初选在京奉线的巨流河铁桥，因此处有中国军警监视，怕露马脚，所以改在皇姑屯车站。这里是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的交叉点，在离车站不远处，有一个三洞桥，由日本人控制的南满铁路在上面，京奉路在下面，因为桥上是由日军警戒的，便于他们作炸车的各种准备，所以就把这里作为炸车的地点。

    在这之后，河本在三洞桥附近设了岗哨，实行戒严，任何人不得靠近。然后调来工兵，放置炸药，安装电动引爆装置，并在一僻静处设立了瞭望台。河本为保万无一失，还计划若爆破失败，便设法使列车脱轨颠覆，并立即让一队伏兵冲过去将张杀死。而在这一切准备就绪后，还特地将两名中国乞丐（原为三人，其中一人逃跑了）先行杀死于桥下，将他们伪装成所谓“南方的便衣队员”，在作案后被炸死的样子，以转嫁罪责，掩人耳目。三年后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也是采用同样手段，密令其守备队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并以此为借口，开炮轰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并向沈阳大举进攻的。历史严峻地证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是很凶恶的，他们为了迅速占领东北，进而吞并全中国，无所不用其极，是什么样的阴谋诡计都会施展出来的。

    张作霖的专列是6月3日夜离开北京，开往关外的。

    那是一个多少还有点凉意的夜晚，月明星稀，冷风习习。

    张作霖是在随行人员的再三催促下，才怀着怅惘和依恋之情与中南海告别的。当时他是“乘坐由奉天迫击炮厂厂长沙顿（沙顿系英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炸掉一支胳膊，都叫他缺胳膊。他用一支胳膊开汽车，开得很好）驾驶的、在英国定做的大型厚钢板防弹汽车，颜色为黄铯，驶往火车站。”5那个当儿，车站上静悄悄的，也许是戒备森严的关系吧，除了有一小部分暂留北京的官员在此恭候，以便送行外，车站上是看不到在平时那种熙来攘往的热闹场景的；给人的印象是行色匆匆，神情沮丧，颇有点落荒而逃的情景，这就不能不使古老的北京车站那偌大的月台上，更显得寂寥萧索，呈现着在兵荒马乱年代所特有的那种仓惶、沉寂和凄凉的景象。

    当然，要说完全没有一点官场的礼仪和送行的气氛，那也不太符合实际，这也正象司马桑敦刻意描述的：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深夜，北京城的上空，万里无云，月明如镜（正当阴历的四月十六日）。由西城后沟沿的顺承王府到前门东车站，沿路上奉军的卫队，岗哨林立，警备森严。

    午后一时十五分，大元帅张作霖的车队到达了车站，军乐队立刻奏起音乐。车队中的第一辆车是军政府总理潘复，他首先下车，接着是各部总长、侍从武官，以及其他重要府院的文武百官。张作霖的座车是第四辆的黄铯大桥车，他下车时，着蓝色的大元帅常服，腰间佩剑。

    他身材虽然不够魁梧，但步履间却是英挺飒爽。

    这时，他的儿子张学良，当时担任第三方面军团长，和第四方面军团长的杨宇霆，以及甫由南京前线败退下来的第一方面军团长的孙传芳等人，都候在站台上欢送大元帅的离京出关。张作霖和他们一一握别。军政府撤退专车一共三十辆，当张作霖踏上车门时，车准时徐徐开动了。张作霖伫立车门的台阶上向送行者一一答礼，一直到专车开出站台，他这才走进车厢。张作霖面上虽然一直维持着镇静的微笑，显然的，他的内心则是不胜其感慨的了。

    这是张作霖以大元帅名义入主北京中枢的最后一幕。由上一年六月十六日成立以来勉强算是一年的军政府，就此宣告收场了。

    这时的张学良，却比他老子有着另一种的感受。车站上送行的一幕，他固然不无曲终人散的唏嘘，与此同时，他却也不无一种万般有了解脱的安堵。也许应该说，他如其兴奋的有感于最后这一幕，毋宁是在迷茫中观赏了这一幕；当然，他不会一开始时便期待着有这一幕。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