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

    作者：范克明

    序言

    鱼汲胜

    1986年，香港《广角镜》月刊4月号发表署名文章指出：“对五十岁以下的中国人来说，张学良就象一个活的影子，没有人不知道他，但也没有人见过他。在近代史中，如果要弄一个十大风云人物排行榜，张学良必可名列前茅。一位驻北京多年的外国记者表示，中共的许多高级政要，甚至一般民众，对国民党健在的政治人物，最感兴趣的，除了蒋经国，就是张学良了。”

    人民之所以深切怀念张学良，是因为他是中华民族的儿子，是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真诚朋友。1934年，张学良为东北大学校刊题词：“现在唯一救国之方，是坚确决心，把我自己无条件的供献给社会和我的国家”。在民族危亡之秋，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张学良将军置个人生死荣辱于不顾，与杨虎城将军一起义无反顾地发动西安事变，并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和五十周年大会上，周恩来和习仲勋先后代表我党高度赞誉张学良与杨虎城是千古功臣、民族英雄。他们的不朽功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最近，我一口气读完了即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由范克明同志撰写的《张学良传》一书，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这本书主题鲜明，史料翔实，文笔流畅。作者不是根据研究张学良的现成结论去表达主题，而是以大量文献、资料和活生生的史实为依据，并注意吸收近年来国内外有关西安事变和研究张学良的最新科研成果，秉笔直书，立论公允，既写史，也写人，既写景，也写情，力求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上为传主立传，因而使它既有相当的文学特色，又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它从张学良的青少年一直写到他幽居台湾的晚年。全书内容充实，时间跨度大，涉及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多。但作者从容以对，如数家珍，以饱含g情和清丽隽永的笔墨，展现出张将军所走过的曲折坎坷、而又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生道路与他那丰富复杂和波澜壮阔的精神世界，从而较深刻地揭示了他是怎样从一个封建统治集团的成员演变为一个杰出的爱国将领的。因此，与其说它是一位爱国名将的奋斗史，不如说它是从民国初年至今大半个世纪的历史画卷。

    作者是五十年代初期的大学毕业生，现在在一所高等院校任教，是副教授。几十年来，他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走过了一条漫长而艰辛的路。他治学严谨，勤于笔耕。在执教之余，经常进行科研活动。如今，他在工作、家务繁重的艰苦条件下，怀着对张学良将军的一片深情，利用业余时间，孜孜不倦地从事《张学良传》的写作。这种精神，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我衷心祝贺《张学良传》的出版。

    我热切期待此书的出版能对促进祖国统一发挥积极的作用。

    1988年3月30日于北京

    张学良传--将军的遗憾

    将军的遗憾

    ——写在前面的话

    人们常说，电影是遗憾的艺术，影片一旦拍成，很难改动，所以遗憾的艺术每每留下艺术的遗憾。

    其实，岂只是电影，人生又何尝不是也常会有这样和那样的遗憾呢。唐代后期杰出的诗人李商隐诗云：“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1这不是说连传说中的仙人也有遗憾吗！

    由此，使我很自然地想起举世闻名的张学良将军。众所周知，他是因为同杨虎城将军在五十年前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而被长期幽禁的，若说遗憾，在当今之世，在还活着的人们当中，恐怕没有比他对此感受更深的了。这，从他当年所写的一首诗里，也清楚地显示出来：

    万里碧空孤影远，

    故人行程路漫漫。

    少年渐渐鬓发老，

    唯有春风今又还。

    这是张学良在抗日战争时期被囚禁在湘西沅陵凤凰山时，题写在凤凰古寺墙壁上的一首诗，题为《自我遗憾作》。五十多年前，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和宋氏兄妹等作出所谓“人格担保”和保证张学良安全的许诺之后，张学良只身护送蒋介石回南京，不料却被扣留；杨虎城也被迫离开了西安。这时，全民抗战已经展开，张学良一方面以西安事变的目的终于得以实现而感到欣慰，另一方面又为自己的被囚而忧愤。诗中的“孤影远”“路漫漫”，就是感叹他和杨将军的不幸遭遇的，这不也正反映出他义愤填膺，未能效命于抗日疆场的隐痛和事与愿违的遗憾吗？

    每当夜阑人静，在长时间伏案工作之余，我常推开通往凉台的门，爱在自己高楼住所的凉台上，向东南方遥望，很想写一点关于张学良将军的文字，可又觉得将这位中国现代历史上的风云人物潇洒豪爽的勃勃英姿和始终如一的纯真的爱国主义g情，丹心如铁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事迹很好地反映出来，要把他从一个旧军阀转变成为“特别使人怀念”的民族功臣的过程如实地加以再现，并对这位曾经走过一条极其曲折、复杂、伟大而又磨难重重的道路，然而却并非完全没有争议的爱国将领的思想发展和无私贡献，尽可能作一些客观、公正的分析、评述，谈何容易！但由于他的一生的经历和历史功绩深深地感动了我；特别是从将军的遗憾又联想到周总理对他的评价，以及总理为著名爱国人士高崇民改诗的动人事迹，我似乎又茅塞顿开，文如泉涌了。1961年12月12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会议上，张学良将军的老部下和好友高崇民思念将军，热泪潸然，当场赋诗一首，诗云：

    兵谏功成廿五年，

    乾坤扭转话凌烟；

    今日座中皆旺健，

    一人憔悴在东南。2

    那次聚会，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也参加了，有人把这首诗拿给总理看，他看了略一沉吟，立即指出，“憔悴”二字太消极，建议改为“奋斗”，即“一人奋斗在东南”3，这也就是说，张学良身虽被囚，其志不移，不消沉，不悲观，仍在奋斗呢！这其实不正是生动地表达了党和人民对他的敬重和深切思念之情吗？

    是的，张、杨两将军的个人命运是不幸的，一位牺牲在特务的屠刀下，一位是终身幽禁，他们都怀有深深的怨恨与遗憾。但如果从西安事变有功于抗战，有功于国家，有功于民族以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这方面看，又可以说是求仁得仁，求义得义。“这种纯粹由个人恩怨造成的历史悲剧，却只能增添他们作为千古功臣的光辉。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他们为民族作出的重大牺牲是值得的。”（杨拯民语）如果杨将军地下有知，经过八年抗战和四年的解放战争，中国人民终于获得了解放，并又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时，他是会瞑目九泉的。张将军的遗憾心情，也会大大减轻。这一点，在他被囚后，实际也是渐渐意识到了的，他诗中的“唯有春风今又还”，不就反映了他看到抗日力量的发展而欢欣鼓舞的心情吗？从这个角度看，他们的行动给予后人的将不是遗憾，不是悲观失望，而是鼓舞，是深思，是奋进，是力量！

    “噹，噹……”室内挂钟在深夜里发出的显得格外清晰的响声，打断了我的沉思，我这才发觉，自己在凉台上站的时间不短了，但不知为什么，却毫无倦意，也不想进屋，仍然默默地凝视着东南方那象碧海般的夜空，并情不自禁地想到了雪窦山、苏仙岭、凤凰山、黔灵山、麒麟洞（这些都是当年囚禁张学良将军的地方）：

    黔灵青山叠，雾云遮，藜花泪溅，杜鹃声切。芳草天涯无觅处，一代英姿人杰。沧海事，千秋澄澈。祸急寇深燃箕豆，更乡关，遍洒黎元血。家国恨，誓当雪。

    华清池畔擒枭桀。少将军，死生度外，义薄云阙，大礼可须辞小让，笑对刀锋斧钺。身囚禁，丹心如铁。引颈望风长怀想，凭栏处，唯有山前月。吟到此，语幽咽。4至此，我又想，张将军目前的处境怎么样？身体还好吧？听说将军渴望自由，很想离开台湾到国外旅游，更希望能重回大陆，记得报上还曾透露过类似的消息，好象将会获准出国一趟了。但后来便无下文，将军依然故我，这实在是太不公平了。如众所周知，1936年西安事变张学良以团结抗日为重，亲送蒋氏回南京，“死生度外，义薄云阙”，是蒋氏食言，张学良才身陷囹圄。这原本就是个大冤案，又经历了漫长的半个多世纪的冷雨铁窗，张学良将军也由年轻少帅而垂老矣，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退一步说，也正象海外著名作家江南生前在论及这一问题时所讲的：“释放后，任由其鹏程万里，会对国府甚至台局有何影响？但其正面意义，如对历史的交代，那就无法估量”，还说：“经国有胆识，尽可昭告天下，或悄悄然送他到美国或去大陆，父亲的过失，儿子去补救过来，何等光明磊落！”他谈得多么好呀！而且，不谈蒋介石早已作古，如今国内外形势也都今非昔比，这桩早该结束的历史悲剧，难道还能让它再继续下去吗？特别是近年来邓小平同志关于“一国两制”设想的提出，以及香港、澳门归属问题的解决，更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台湾当局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这也正如前几年廖承志致蒋经国的信中所说的：“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纭，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寥廓海天，不归何待？’”祖国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很明显，祖国统一的日子不会太远了，到那时，对张学良将军的幽禁将被彻底解除，他将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他定能重返祖国大陆，与亲人团聚。啊，张将军，你在哪里？做什么？在这样的深夜里，您大概已经休息了吧？当然，也可能在此刻你也无睡意，看到外面月色好，又披衣来到庭院中，对月兴叹，浮想联翩；也许，也许还会轻声吟咏起李白那脍炙人口的名句：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是啊，我知道，知道您怀念故乡的一片深情。人们常说，叶落归根，您离开大陆四十多年了，对故土、家园的思念，怎能不与日俱增呢？有朝一日祖国统一时，海峡两岸齐欢腾，到那时，可以肯定，您将第一个束装就道，渡海西行，返回大陆。回来先到哪里？当然首先会先到北京，然后到哪里？是先去东北呢，还是先来西安？我想，您也许会先来西安看看吧。啊，西安，这古老的历史名城，她曾是周、秦、汉、唐的故里，东西方文化交流和文明的圣地，然而，俱往矣，如今她以您与杨虎城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和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而闻名于世。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一个伟大转折的西安事变，停止了持续十年之久的内战，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奠定全民族团结御侮的基础。“战胜日本法西斯强盗的民族革命战争由它肇始，土地革命战争的硝烟最后消散在这里，全民抗战的曙光升起在古长安的城楼。华清池，再不会为仅有水滑洗凝脂、渔阳鼙鼓动地来而羞辱于史册。它更有在凛冽的寒风中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喊杀拼命的勇士。二十世纪中华儿女的雄风一扫李氏皇朝的侈糜……”5所以对于古城西安，对于您与杨虎城将军的历史功绩，人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每一年的12月12日，人们都要集会纪念，颂赞你们的不朽的业绩。你们当年在这里生活战斗过的金家巷和芷园的住所，都保存完好，并于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前夕修葺一新，成为供人们瞻仰的西安事变遗址纪念地。啊，张将军，您何日能回来？您如能旧地重游，亲自回来看一看，该有多好啊！如今海峡两岸已开始出现历史性的松动，台湾不是已经允许居住在那里的人回大陆来探亲吗？张将军也是符合条件的，如今已经八十七岁，被幽禁了五十多年，五十多年前的恩怨难道还不该消除？难道要让历史留下永远的遗憾吗？啊，将军，家乡故土的亲人都殷切地盼望着您的回归。但万一回来不了，您也不要着急，还是要注意保重身体，还是要坚强地“奋斗”下去。西安、东北和全国人民都时时刻刻怀念着您，在殷切地等待着与您团聚，甚至希望对您遭受的漫长的囹圄之苦作出必要的报偿，不然人们心里过意不去呀。啊，张将军，听到这些您会怎样想呢？我思量，您一定很高兴，也许会说：“谢谢，谢谢诸位，我不要报偿，能回来亲眼看到祖国面貌的巨大变化，能再同我的东北和西北的父老兄弟姊妹们见见面，这对我就是最好的报偿，最大的安慰。”啊，将军，请多珍重吧，中华一统、举国上下乐融融的日子为期不会太远了……

    “噹，噹，噹……”室内挂钟又在用它那悦耳的奏鸣曲催我进屋了，我却留连忘返，乐此不疲：

    西安捉蒋翻危局，

    内战吟成抗日诗。

    楼屋依旧人半逝，

    小窗风雪立多时。6

    作者

    1986年冬

    --------

    1　李商隐：《嫦娥》，见《李商隐诗选》，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组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2月出版。

    23　高存信：《白山黑水忆将军》，见《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

    4　杨德政游黔灵山麒麟洞忆张学良将军的旧体诗词，原载《贵阳晚报》。

    5　张国星：《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论西安事变》，学术讨论会论文，未刊稿。

    6　许涤新著《百年心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3月出版。

    张学良传--张氏父子

    张氏父子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这是托尔斯泰的名言。太凡读过《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名著的人，都不会忘记它。

    笔者赞赏这个精辟的论述，叹服作家良好敏锐的艺术感知是他对问题的深刻思考。其实，也不仅限于家庭，世界上的许多人和事又何尝不是如此。生活就象万花筒，人生的道路也决不会径情直遂。古人云：“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以语人无二三。”还有的说：“人生，是无休止的战场，是幸福与苦难的奇观。”1有些事可以预料和预防，但在多数情况下，却往往又很难未卜先知，君不见，许多看起来反常、总觉得不可能、不含理、甚至是难以想象的事，不是也常常会发生吗？

    比如张学良，由于出身豪门，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照说定会是无忧无虑、一帆风顺吧，实际不尽然。出生于荒凉的辽中平原一所普通民宅中的这个|乳|名“小六子”的婴儿，从他呱呱坠地的那个时刻起，世道就不曾有过片刻的安宁。就是在他父亲张作霖飞黄腾达时，张学良的处境也未见有多大的好转。那时家中虽然声势显赫，宾客盈门，可他由于少年丧母，顾影自怜，不无孤寂之感。

    又如在帅府，张学良原本是最早受到西方文化熏陶，是主张婚姻自由的，可是当父亲仅凭义气和生辰八字而让他与梨树县乡间小镇上的于凤至结亲时，他却一唯父命，默认了这桩包办婚姻。幸而于系才女，又极贤慧，婚后二人感情尚好，不然，不是会带来很大的痛后吗？

    还如张学良早年是新派人物，在处置暗结党徒、阻挠统一、公然与他分庭抗礼的杨宇霆、常荫槐时，举棋不定，后竟以投掷银元的办法以卜吉凶。有人不信会有此事，然而这却是事实。

    1928年6月4日，发生了皇姑屯炸车案，一代枭雄张作霖车毁人亡，而这天刚好是阴历的4月17日，是张学良的生日，在这里，生与死，苦与乐，幸福与灾难，是如此地冰炭难容而又阳错阴差地形成了这样残酷的巧合，谁又能料想得到呢！

    至于张学良将军的丰功伟绩，他终身幽禁的历史悲剧，不也都是从不可能到可能，甚至成为不可移易的历史现实吗？

    因袭的重负与人为的悲剧，是最令人惋惜的，但他认为只要国家能独立，民族能得救，个人得失全不计！向前看，心地宽，殷盼祖国早统一。

    那末，是不是有鉴于此，你才要为他立传呢？不，笔者承担不了此一重任，这里只不过就他某些特殊的经历，作些笔录与评述，以表达对将军的敬慕和怀念之情。

    既要诉诸笔墨，也就不能不在沉思中极力使时间倒流，以便在对往昔峥嵘岁月的遨游与探索中，努力去追寻将军那早已失去、但却使人难忘的身影……

    张学良，字汉卿，号毅庵，祖籍辽宁海城，1901年6月3日（夏历4月17日）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九间乡鄂家村张家堡屯（旧称桑子林詹家窝铺）。

    张学良的这个简历，照说是无异议的。但他出生在哪一年，在国内外有关张氏生平的著述中却并不一致。是的，这也正如李传信副教授所说的：提出张学良究竟出生在哪一年，似乎有些奇怪，因为就现在看到的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回忆录和书刊，一般都说张学良出生于1901年……可是，海外不少学者专家却说张学良出生于1898年。如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谈到1931年的“九·一八”时说：张学良当时“年轻（只有三十三岁）”。戴维·贝尔加米尼的《日本天皇的阴谋》上册502页说，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的1928年，张学良“年三十岁”。韦氏辞典第九版人名录的1398页，也说张学良出生于1898年。这就有了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说法对呢？我倾向于1901年出生说。主要根据是周大文的文章。周大文是张学良的同学和结盟兄弟，长期追随张氏父子。在他所写的《张作霖集团的形成》一文中说：张作霖在1895年与同龄的赵氏结婚，1896年生一子，不久即死；1898年赵氏又生一女名首芳；“1900年秋赵氏已怀孕张学良三个月”，据此推算，当然是1901年出生了。还说到：1912年“四月间赵氏病死”，“时学良十二岁，学铭五岁”。既然首芳是1898年出生，张学良与首芳不是孪生姐弟，当然不可能是1898年出生了。2从上面这些比较确凿的资料和论证来看，张学良出生于1901年是明白无误的。而且，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张学良出生在动乱的年代。因为1901年正是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第二年，那时满清王朝昏庸腐朽，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广大农村田园荒芜，盗匪如毛，民不聊生。其父张作霖，由于少年家贫，流落江湖，常年浪迹于山林草泽间，所以他和母亲以及年幼的姐姐也是在兵荒马乱中朝夕不安而又饱经忧患的。后来只是随着父亲地位的变化，他到省城里去了，才结束了这种动荡的生活。

    当少年张学良怯生生地来到老大帅府那面阔三间的旧王府式门前时，他看见门对面有一座大照壁，“大门两侧有石雕抱鼓石，其前有虎虎如生的一对石狮子。青石垫铺的门阶，使人感到宽敞整洁；滚圆挺直的高耸廊柱，撑着遮阳生阴的青瓦屋檐；朱漆雕花镂空牙子，又增添了一股细灵的秀美……”

    “啊，好气派！”张学良不禁暗暗赞叹了，他心想，这不都跟画上看到的那些王公贵族之家一个样吗？是的，父亲是个很能干的人，或者也可说是个英雄，但他怎么升得这么快？曾几何时，他不是还出没于山林草泽间，后来成为官军，也不过是个级别不高的管带，怎么转瞬间就平步青云，有了如此显赫的权势？总之，这时他一方面发现，这个新的家与往日的动荡生涯，与过去在八角台一带的那个家是大不相同了，一方面脑子里也有一些问号。如果说，儿时的记忆还比较单纯、幼稚，那末，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疑虑和不安也就日益明显。因为最初的新鲜、新奇感没有了，生活的优裕弥补不了心灵上的孤寂与空虚。特别是父亲家法严，在家里，他是一言九鼎，什么事都得听他的，他的话就是金科玉律，所以他感到压抑，总觉得没有过去那么自由了。那时他跟母亲在一起，有母亲的抚爱，邻里的关心，他可以随便跑到外面去玩，可以上树，可以到河沟边去。可现在他不能随便出去，也不能随便与外人接触，甚至出门必坐汽车，还有勤务兵护送，直到重又返回这门禁森严的幽深的宅院。所以那时他常想：这不成了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鸟吗？

    天性好动、喜欢海阔天空的少年张学良，不甘寂寞，开始动脑筋，变着法儿破常规，要想给这个声威显赫、但却缺少生气的王府透点新鲜空气了。

    张学良是张家兄弟姊妹中较年长的孩子，|乳|名小六子。他从小就性情开朗，活泼好动，书他虽然也是爱读的，但玩起来也总是别出心裁，乐而忘归。“张作霖有八个儿子、六个女儿。在童年时代，张学良是这十四人队伍的‘头头’。怀英与怀卿（张学良的妹妹）说：‘我父亲思想封建、保守，在家里有很多禁令，特别是对女儿们，要求文静，不许出大门，不许穿印度绸，不许剪发……’‘可是，我们大哥敢于突破大帅的禁区。是他领着我们在帅府里“藏蒙蒙”（捉迷藏），是他每年7月15日领着我们去小河沿看放河灯，是他冬天指挥我们堆雪人打雪仗。大帅死后，是他叫我们剪了辫子留短发，甚至烫发。’”3

    张学良是张作霖发妻赵氏所生。同母的有比他大三岁的姐姐首芳，以及比他小六岁的弟弟学铭。1912年，他们的母亲病故，那时张学良才十一岁，学铭五岁，多亏庶母卢氏（即张作霖二夫人卢寿苎。赵氏临终留下遗言：“我死后，小六子他们交西屋妈抚养。”“西屋妈”即卢夫人。赵夫人生前住东屋）和姐姐首芳悉心照料，他们弟兄才得以长大成丨人，也许正是不忘抚育之恩吧，张学良对卢夫人和姐姐一直敬重，“未敢稍渝”。对卢夫人，他叫“妈妈”，视同生母。后来卢夫人被大帅扶为大夫人。大帅皇姑屯遇难后，张学良成为东北军政首脑，日理万机，但对卢夫人仍极尊敬，并下令一律称她“为‘老太太’，对错称者罚二十军棍”4。至于对大姐，更是念念不忘，甚至在他身处幽禁之中时还给她写过两封信，一封说：“……我的一切请你们不用挂念，尤其是身体，我自己会照应我自己的。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上说过：那个混蛋才把身体弄坏哪（类似这样的话，文句我记不清了）。您送来的东西，现在谢谢您。我晓得您手头并不松快，下次不用再带东西了，留点钱给孩子们用吧。”另一封信是托姐姐买《明史》的，说他因为几年来常在菜油灯下看东西，眼睛花了，托她买一本好版大字的《明史》，信写得较长，也极诚恳，姐弟之间，仍是那样互相信赖，一往情深。

    当然，话又说回来，在那“威赫赫爵禄高登”的气氛中，在那样一个封建军阀的大家庭里，若硬要说人杰地灵，似乎张学良就是天生的全才，没有受到任何消极的影响，当然也是欠妥的。但他与其父亲毕竟有不同的地方。他的心智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朝向另外的方向，而其所以如此，也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良年方十一岁，慈母见背，先大夫宠爱有加，但忙于军政，素少庭训，又乏良师益友。”但后来，由于他既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汲取了西方资产阶级科学文化的营养，特别是结交了一些比较开明的人士，“学会笃信和平，懂得容忍，懂得开放胸襟，他的存心待人非常忠厚。西安事变后，王卓然又说他理想非常之高，他的济世救人的怀抱，有似佛门弟子；他的牺牲自我服役他人的心愿，竟是一个真正的耶稣信徒；同时，他的谦逊达观，看破世事人情，对一切名利毫不在意的态度，又极象老庄之流亚。张学良自己也认为，过于同情他人，不审远近厚薄之一义，常有同情对方之感，而对失败者更时生怜惜之心，化敌为友之念。都可以说，是在这一段少年心理发展过程中种下了种子。”5

    也许正是这种谦恭豁达和宽厚的气质，使他常常保留着纯真少年的无邪天真，就是在他那过早到来的婚姻问题上，他也逆来顺受，听之任之了。以致当他还只有十五岁时，就根据“父母之命”，与比他大三岁的于凤至结了婚。这是父亲张作霖给他定的亲。张家儿女们的婚事都是大帅一手缔结的。在他看来，婚姻大事由父母决定，历来如此，这是无论如何不能改变的。他虽为军阀，但对妻室儿女的要求还是严格的，他把他们安置在帅府里，孩子们可以上学读书，也可以在府内庭院里玩耍，但不许他们出入茶楼酒馆、戏院，更不许任何人在外面仗势欺人，惹事生非。是的，作为一个满脑子马上英雄境界的行伍出身的人，作为一个不可一世的草莽英雄，他的一个很大的遗憾是没有好好念过书，缺少文化，可能也正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虽然很有权势，但既非名门望族，又谈不上德高望重，因而可说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吧，所以他平日家教甚严，尤其对于他寄予厚望的张学良，更是悉心栽培，期有所成。

    这若细说起来，显然又与张作霖本人的身世和经历有关。张作霖，字雨亭，人称“大帅”或“雨帅”，1875年3月19日生于辽宁海城县驾掌寺村。他原籍河北河间府大城县，他的祖父张永贵是因为河北遭灾，无以生计，挑着他的父亲张有财闯关东，才在辽宁海城落户的。但是很不幸，父亲有财在张作霖十三、四岁左右时被一同村无赖王某打死。当时乡约（即乡间管事人）曾到海城县报案，当局决定通缉凶手，但王某闻风而逃，始终未捕获归案。

    父亲死后，家境更加每况愈下。母亲王氏，生三男一女，大哥作泰早丧。母亲领着他们兄妹几人生活无着，告借无门，不得已才又逃荒到黑山南乡赵家庙村东沟子亲戚家中，靠母亲做针线活和哥哥作孚“扛活”度日，生活困苦，常常吃了这顿没那顿，母亲发愁，常常为此流泪。张作霖是最小的儿子，俗称老疙瘩，母亲心疼他，没让他去帮工。但他自幼机灵、乖巧，不忍看母亲作难，所以也尽量设法找活干，如他打过短工，学过木工，卖过针线，还在赵家庙卖过包子。那时，他在一姓郭的小包子铺发货，开始也还干得不错，但后来就不行了，因他也许是觉得卖包子终非长远之计，准备另谋生路了；也许是他实在被饥饿折磨得再也无法忍受下去，所以“余货卖不出时即自食，因此时常拖欠货款。一日下小雨，货未卖出多少，剩有半篮多包子，遇有几位乡里老太太赌马掌纸牌，张要参加，大家不带他玩，怕他输钱不给，他说：‘我虽无钱，有包子，你们怕什么？’……郭家小包子铺因他赊欠太多而倒闭。后来，张当督军时，郭家小包子铺老头来沈阳，找张要账，先与门岗卫兵争吵，后来张到门口问这老头：‘你认识我吗？’老头说：‘我不认识你，我找张作霖要欠账，听说他阔了。’以后张把这老头留在马号看门。”6又过了一段时间，张作霖改学兽医。这时，他已长大成丨人，倒是眉清目秀，一表人才。他那时拜著名兽医吴老先生为师，此人医术高超，而老疙瘩张作霖自幼聪颖，学艺专心，所以不过两年时间，他便掌握了一手医马和相马的绝招，对所谓“一观形，二切脉，三查口色，四便功，五起卧，六口腔，七渗八饮九汗出，十问旧病有与无。”这套医马诊谱，他都烂熟于心，得心应手，使一些眼看没救的好马，得以起死回生，因而人们对他开始刮目相看了。但由于战乱频繁，世风日下，加之那时的高坎镇，是个三教九流云集之地，张作霖混迹其间，一方面“与乡坤、地痞、土匪、赌徒及各种女人厮混纠葛”，同时，又有一副侠义心肠，与贫困善良的乡亲患难与共，也正因为他为人的良知还未泯灭，终为恶势力所不容，被迫离开高坎。这时甲午战争爆发，大批清军开赴朝鲜，曾路经黑山，张作霖便跑去当兵了。在战争中，他智勇过人，立下战功，得了军功牌，并升任哨长，颇受信任。后来甲午战争失败，清军败退，他看到从戎无望，骑马开了小差，重又回到家乡。

    这时张作霖已二十一岁了，母亲催他完婚，最初他有些犹豫。原来，在四年前，他曾与赵家庙乡坤赵占元的二女儿结识，互相有意，有一段罗曼史。由于那时他还是个没有出息的小货郎，求婚不成，他也凉了心。现在得知赵二小姐仍未婚配，张作霖决定再次求婚。出门那天，他礼帽长衫，带着军功牌和礼品，骑着高头大马，意气风发地来到赵家，终于如愿以偿，喜结良缘了。

    在这之后，他虽然在繁荣的高坎镇重操旧业，开了个兽医庄，成为远近闻名的治马能手。但他并不安于现状，而是利用职业之便，广为交游，结交了一些马上的黑道朋友，并逐渐开始了他的绿林生涯。初开始，他也势力单薄，以后人枪渐多，加之他又格外机警灵活，善于网罗各种人才，所以势力越来越大。但这既非万全之策，也不是长久之计，有人为他出谋划策，认为：“绑抢已成强弩之末，现在民生凋敝，十宽九空，商旅不行，将至抢无可抢，绑无可绑之势，不如趁早改变方法，先使农民得活，将来清廷恢复原状时，你可以受到招抚，岂不为善。”张采此议，到八角台与另一绿林头目张景惠联系，得到他的支持，二人兵马合在一起，约近三百人，公推张作霖为首，就在台安桑林子詹家窝铺一带为该处保险，按地抽饷，名为团练，颇具实力。当时的新民知府得知此事，亦表示欢